冯维江：厘清安全概念以应复杂国际安全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与经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冯维江进行主题为“国际安全局势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讲座。（图片：讲座截图）

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之“国际安全局势与中国对外战略”（图片：讲座截图）

　　中评社北京7月15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7月15日，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与经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冯维江进行主题为“国际安全局势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讲座。冯维江对“安全”的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际安全局势的现状进行分析。他认为，国际安全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我国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安全基本概念辨析

　　（1）安全状态与安全能力

　　冯维江表示，汉语中“安全”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没有危险”的状态，另一方面还有“使之没有危险”的动态含义，这种动态含义的基础或依凭是具备保护或保全所欲安全之对象的能力。而在英文中的“安全”涉及两个词汇，一个是“security”，指的是：安全的状态或性质，如免于危险，免于恐惧或焦虑，或不虞被裁员等；为防止间谍或破坏活动、犯罪、攻击或逃跑而采取的措施，或任务为执行上述安全活动的组织或部门。另一个是“safety”：免受伤害、损伤或损失的安然状态；用于防止意外或危险操作的装置（通常装在武器或机器上）。他指出，在英文中security和safety表示安全时，也都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安全的状态，其二是实现安全状态的措施或装置，即安全能力。

　　（2）积极安全与消极安全

　　冯维江指出，积极安全指主动通过高边际投入而取得的安全状态及能力；消极安全指不被迫进行或追加安全投入，从而可以在低边际投入状态下实现的安全。具体而言，积极安全是指通过主动的投入来获得规避危险的能力，如开奥运会或举行其他的重大的活动时，事先相应地可能就要进行积极的安全保障投入。而消极安全指的是不进行比较高的边际成本投入时同样能够实现安全，与积极安全相比，它的成本更低。一般说来，主动作为的安全模式边际成本比较高，而通过良好的治理与行为、信任，以提升自身损失吸收能力和抗打击能力等方式增强安全韧性，这样实现的安全边际成本相对较低。积极安全和消极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某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积极安全的投入，而后在一个时间之内建构出消极安全的效果来。

　　（3）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

　　冯维江指出，相对安全的内在含义是，追求有限度的、具备局部优势的能力所保障的安全状态。相对安全并不追求完全清除内外潜在威胁甚或以压倒性地威胁他者的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安全。而绝对安全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全面且无限扩大自身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优势，来确保自身处于不受威胁或免于危险的状态。

　　冯维江引用基辛格曾的话“一个大国对绝对安全的渴望，就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这就是国际关系中常说的“安全困境”。美国在对外安全政策上更倾向于强调绝对安全，它要求国家整体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要压倒性地超过其它国家。美国不断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提倡的目标是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没有绝对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那样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中国2015年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里面强调的是我国要实现或者要保护国家核心利益，使其相对处于没有危险或不受危险的状况。

　　（4）防御型安全和管理型安全

　　冯维江指出，防御型安全（security）指处理带有主观胁迫意图的威胁来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管理型安全（safety）指处理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中国的安全对应两种含义，国外有学者用safecurity来表示。前者一般处理人为或有意的破坏或安全事件，这类事件所带来的威胁通常是某一或某类博弈方仅顾自身利益而对其他博弈者带来的威胁；后者一般处理非人为或无意造成的事故或安全风险，这类事件或风险所带来的威胁往往是所有博弈方都想避免的威胁但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威胁。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讲到的安全含义，以及这两个词在实际政策上的运用上也是非常清楚的。

　　冯维江认为，分析安全事件或安全问题出现之后，用什么样的分析方式、分析的概念框架来判断它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但从实践来看，防御性安全和管理性安全往往交织在一起，因而对于我们处理安全事件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5）国家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提出从“大安全”概念理解国家安全，这个“大安全”也是既指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又指国家维持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

　　冯维江指出，“国家安全”的概念对应着“国家利益”的概念，没有利益就谈不上安全。而国家安全里面更强调核心和重大利益，包括政权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因而国家安全是一个利益的概念，是要必争必保的，让这些核心和重大利益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

　　（6）总体国家安全观

　　冯维江指出，有关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著作主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十二章《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第六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2016年3月），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2016年4月）。除此之外，从2017年到2020年都有许多相关的著作和文件。冯维江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鲜明特征在于“总体”二字，揭示了国家安全含义的全面性，突出了国家安全布局的系统性，强调了国家安全效果的可持续性。

　　冯维江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世界观的总体，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这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认识论的总体，指的是人民、政治、国家利益三位一体。第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第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政治属性和政治关系，强调必须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人民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三，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在主权国家时代，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是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试金石。我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必须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而不能把三者割裂或对立起来。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认识论，指的是科学统筹。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从以前的安全导向的治国理政模式和发展导向的治国理政模式，转变为十八大以来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国理政工作指向。二是统筹防范和处置风险。把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风险。除了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还要有应对和处置、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三是统筹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维护表明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防御性的基调，塑造带有更具主动性和更加积极的色彩，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并制定积极防御的国家安全方针。

　　二、国际安全局势的现状

　　冯维江指出，国际安全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

　　一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美国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如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理由是其12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自的是为进一步控制中东；2019年8月2日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当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前受《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2019年9月1日，美国国务院声称，应委内瑞拉“临时政府”请求，美同委“临时政府”及其他10个国家一同针对委启动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对委内瑞拉采取内政或军事干预。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挑起和加剧大国竞争，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加快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能力，损害全球战略稳定。除此之外，地区国家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激烈反应也加剧了区域动荡和局势紧张。

　　二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总统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TPP。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终止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所有条款，理由是该协定是“伤害美国的范本，它牺牲了美国的就业，美国财富被它‘大规模地重新分配’”。2018年8月30日，特朗普接受彭博社采访说，如果WTO不进行改革，美国将退出该组织，理由是“WTO上诉受理机构过度偏袒中国等发展中国家”。2018年12月31日，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是该组织将以色列控制的希伯伦旧城区列为巴勒斯坦濒危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7月22日，美国不支持WTO中114个成员提出开始遴选填补上诉机构大法官空缺的建议，此举最终让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三是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2018年12月底《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2017年和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相比最严峻的2014年已经有好转，但美国对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区域军事和政治干预的新政策可能会导致新危机诞生。2014年到2019年，非洲地区埃博拉病毒形势严峻，2019年刚果死亡1396例，染病2071例。2018年到2019年，非洲、俄罗斯、中国等地发生严重非洲猪瘟传染疫情，造成地区生猪大量死亡，猪肉价格急剧上涨，造成国内相关产业产品价格上涨，威胁地区经济增长，削弱居民实际购买力，冲击区域产业链，影响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2019年10月，土耳其“和平之泉”军事行动，进攻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武装。这些都加剧了不安全的局势。

　　四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一是难民问题。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数量激增的难民或是经济移民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而产生的移民潮，在欧洲引发严重的社会及经济危机，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国民强烈的抗议，丹麦、瑞典等国爆发了反难民冲突。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严厉举措，通过兴建边界围墙、施压墨西哥、部署部队驻守等方式收紧边界，引起美国内部严重分歧。特朗普政府还将反对非法移民扩大化，“排外主义”上扬。二是毒品和犯罪问题。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罪办）2019年7月发布《东南亚地区有组织犯罪的演变、发展及影响》报告，指出有组织跨国犯罪团伙活动猖獗成为东南亚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2018年亚太地区甲基苯丙胺（冰毒）走私总值在303亿至614亿美元间。从非法烟草、汽配零件到手提包、酒精等，东南亚的假冒伪劣商品市场规模达到每年359亿美元。其中假药数量持续激增，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三是环境问题。2019年夏，巴西亚马逊雨林的大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卫星照片显示，大火对于当地乃至全球都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四是网络安全问题。2019年上半年，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新增捕获计算机恶意程序样本数量约3200万个，与2018年上半年基本持平，计算机恶意程序传播次数日均达约998万次。按照计算机恶意程序传播来源统计，位于境外的IP地址主要是来自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五是能源安全问题。2019年9月14日凌晨，沙特石油设施遭到了10架无人机的袭击，导致石油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从通常的每日约980万桶锐减到570万桶。专家分析，如果沙特炼油厂在30天内不能恢复正常生产，不排除油价将上涨到每桶100美元。由石油问题引起国际上连锁反应，2019年10月，智利圣地亚哥地铁涨价30比索（合人民币三角）引发骚乱，首都圣地亚哥也从19日起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实施宵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相关示威和冲突。

　　五是“颜色革命”、颠覆渗透无孔不入。2004年到201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联合国报告显示，乌东部武装冲突造成包括马航298名遇难乘客在内的5187人死亡，逾1.15万受伤，冲突地区超过500万平民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约100万人沦为难民。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包括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埃及革命”、利比亚战争、也门起义、巴林示威、叙利亚内战，造成基础设施损失9000亿美元，超过140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2019年6月以来，中国香港“反送中”游行破坏香港和平稳定、影响香港国际形象、削弱经济增长和居民福祉，“反送中”游行中暴露了“颜色革命”迹象，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颜色革命”的重要支持者，公开报告显示，该基金会过去三年共投2900万美元资助中国分裂和极端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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