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韩国瑜现象对台湾政坛意味着什么
中评社香港1月16日电／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匡宇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韩流”论述、非传统政治时代崛起与台湾选民的变化》，作者认为：“韩国瑜在逆境中汇聚天时地利人和，用新形态选战把有数十年在地根基的民进党逼到墙角，甚至为其带来了进取2020的政治想像，这既是台湾政治的一大‘奇迹’，也为观察者带来了新的启示。不过，高雄史无前例的胜选既是韩国瑜政治生命的高点，也是一个岔路口，“韩流”勃兴的大语境是两岸关系对台湾政治社会的影响深入肌理和骨髓，同时岛内进入了‘解严’后的第二次‘政治祛魅’阶段。未来，其将会扶摇直上，还是潜龙勿用，是否会引领‘非传统政治世代’成为台湾政治舞台主角，是对韩本人、对岛内政治社会乃至两岸关系的长期考验。”文章内容如下：
一、“韩国瑜论述”之由来
韩国瑜的崛起是时势与“英雄”个体的相互造就。韩顺应并激发了岛内呼唤新政治氛围和“反对民进党”的大环境，以及高雄民众“换党做”的潜意识，敏锐抓住“民不聊生、民心思变、民气可用”的“新三民主义”，提出自己的论述，从而极大化有限资源，激发出民众“义勇军”式的支持，从而聚沙成海地形成“韩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观察“韩国瑜论述”的起源与发展：
首先，深度顺应当前台湾的“庶民政治”浪潮。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强势将舆论焦点拉回到了自马克思以降，长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刻意忽略的“最魅惑最恶毒的分配问题”。其背景是在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全球化几乎不受约束的扩张，产生了传统体制和政治精英无法解决的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分化、中产阶级萎缩和民众相对被剥夺感增强等问题，民众开始更多期待非传统政治领袖颠覆现状，在西方特定政治集团的推波助澜下，造成反建制、反权威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席卷全球。自特朗普“开罐”以来，在2017年的短暂间歇后，2018年全球性的民粹主义再度高涨，我们看到，反全球化的民粹力量让英国“脱欧”进程陷入复杂僵局；耻与黑人为邻、主张击毙非法移民的高兰德和德国选择党逼退了默克尔；勒庞之后，“黄背心”运动再度冲击以马克龙为代表的精英政治和老欧洲“铁三角”；与法国人“五毛钱黄色革命”类似，韩国艺人的粉丝军团也让郑宥拉炫富的偶发事件演变为促使朴槿惠下台的全民反政府示威。此外，意大利的格里洛、英国的科尔宾、西班牙的伊戈莱西亚斯和巴西的博索纳罗都是这只掀动全球政治海啸的“章鱼触手”。
这一波民粹风潮也波及台湾。多年以来，岛内“本土民粹主义”被李登辉、陈水扁、林义雄等政客“半路骑劫”并“伪化”，逐渐演变为“反服贸学运”式的“民粹台独”。然而在社交媒体带来政治革新和“绿色执政”快速失灵的情况下，新一波全球民粹主义搅动和裹挟台湾被全球化边缘化而产生的“亚洲孤儿”群体意识，及其固有的对立分裂、多元思潮和代议制民主等，推动了以“无色觉醒”为旗号的庶民政治运动，其主要特点是：尚未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权力通过选票分散下移，曾经沉默弱势的平民在网络时代获得更多赋权，政治成为买方市场而主客势易，政治人物需要更多迎合大众口味选民开始跳脱蓝绿格局而倾向“选人不选党”，出现所谓“厌恶蓝绿”现象；选举开始从认同、族群和党派厮杀的群体性“高政治”向“低政治”下沉，开始更多聚焦经济民生和个体偏好，更具务实性。
台湾庶民政治运动在4年前首先催生了“柯文哲现象”，“韩流”则是其延续。柯是政治素人，其专业性、严谨性和施政成效是短板；韩也批蓝打绿，但其政治经验、嗅觉、论述和策略上对社会脉动的把握更精准、深刻。韩虽出身外省军系，但不打“深蓝牌”、不碰意识形态，而是言必谈经济民生，再加上对新形态政治宣传手段的善用和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使其成为反权威、反传统、重实利的庶民政治时代的优质偶像。
值得指出的是，庶民政治的另一个背景是蓝绿两党在价值和政策上的“趋同”、“趋中”，双方除了“九二共识”、“反台独”等根本差异，其他领域都尽量向政治光谱中间靠拢，而将极端留给“第三势力”等小党。从这一角度而言，所谓“无色觉醒”并不完全等同于“反民进党”，而是一种对传统二元政党政治的反对和对当前执政者的无差别批判。即使在“美丽岛电子报”这样的亲绿智库民调中，民进党政党好感度已经低于国民党的情况下，“韩流”从高雄席卷全台，既是民众对蔡当局执政的不满，但也不能单纯归结为这就是“反绿反蔡”的力量，这也是为何舆论多指出，民进党“九合一”选举的惨败，并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国民党的政治收益。
其次，韩国瑜选举论述精准把握社会脉动和高雄民心。与多数政治人物的显着不同是，韩国瑜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讲实话、办实事、接地气的论述体系，其清晰直白的诉求与草根粗犷语言风格直击南部选民的痛点和口味，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政治话术和环环相扣的逻辑体系，争取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共鸣。
一是“拼经济”直击高雄痛点。“韩流”勃发和所映照的现实是高雄20多年的相对没落。高雄本来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完整并有海空港优势，曾为台湾第二大都会、世界第三大货柜港；50年前，凭藉台湾第一个加工区成为经济火车头；20年前，承接“十大建设”，靠中油、中钢与中船吸引“南漂”，平均所得全台第2。但是近30年来，高雄的港口经济逐渐没落，重工业先行导致产业结构积重难改。经过民进党长期执政，到今年陈菊北上时，高雄已沦为人财两缺的“荒城”。由于统筹分配税款相对较低和缺乏新动能，只能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用负债3000亿（新台币，下同）换来“新南向蚊子馆”遍地和市政出包弊案不断；刁难企业导致台积电等投奔其他科技园区；自闭于大陆而让观光雪上加霜，连续假期空房数超万间；缺少高薪、体面工作，平均薪资与台南并列“六都”末尾，低于台湾中线；空污、治安、高物价等因素降低宜居程度，制造“文化荒漠”；“气爆善款弊案”、“823水灾”后5000路坑等更暴露出“绿色治理”无能。其结果是人口状况的持续恶化，8年来仅增长73人，重工业集聚和“第二大城市”地位均被台中市后来居上。
韩国瑜将这一现象总结为“民进党20年执政让高雄落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简明清晰的政见：从市民角度，用“又老又穷”、“负债3000亿，北漂30万”的白话勾勒现状，直切痛点、直击人心；从市长高度，提出“东西卖得出去、人进得来”的脱贫致富方法论，允诺善修两岸关系，亲率农渔民抢订单，创造就业吸引“南漂”；用“0分政治、百分经济”的政经分离理念凝聚改革力量。张善政甚至认为，投韩一票换来的是青年返乡的“单程车票”、百业兴旺的“钞票”和定居高雄的“长期饭票”。从民调上看，韩打出“带北漂回家”广告后3个月内，其在20－29岁的支持度从22%增至57%，陈其迈则从51%掉到19%，以一己之力制造了新的选战焦点。从结果来看，在蓝绿选情紧绷的态势下，个体选票的价值陡增，“韩国瑜能赢”的预期显着提升了“北漂”投票率，再加上选举绑公投”的内容涉及青年热点议题，形成规模效应的返乡潮，助力韩最终大胜。
二是“救高雄”论述解构绿营合法性。其一，破解“亲绿情结”。高雄民风保守纯朴、信息封闭，在党外时期即是“民主圣地”，又因民进党长期垄断政治资源、地下电台洗脑绑架，造成民众“肚子扁扁挺阿扁、身无分文投英文”的“斯德哥尔摩症”现象。在一段时间以来“高雄人不欠民进党”的反思舆论中，韩国瑜进一步提出“民进党对不起高雄人”、“民进党不是高雄爸爸”的进阶演绎，直攻绿营“愚忠”、“铁票”迷思并将选战节奏引入批判绿色执政的腐化无能上。
其二，唤醒“改变”意识。由于深绿“愚忠”和泛蓝积弱，南部民众缺乏“改变现状”意识。韩高呼“自己的高雄自己救”、“巨人将醒”，引入庶民政治风潮，用“翻转高雄”的期望刺激麻木民心，不但让“高雄人厌倦民进党长期执政，想要换党试试看”的舆论口耳相传，更使自己成为泛蓝民众长期压抑情绪的宣泄出口和期望寄托，使他们有了团结发声的勇气和激情。多数参加造势的民众是“义勇军”式的非组织性支持者，自发做韩的“竞选干事”；而绿营挺韩者中也有不少是受其感召而打破沉默，甚至出现了“吃卤肉饭感化亲绿老板”的现象。选后，民进党代理党主席许右昌、台南市长当选人黄伟哲等要角甚至也开始仿效韩提出“台湾人民不欠民进党”，“摒除蓝绿，回归民意，0分政治，百分经济”的论述，要求民进党应势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瑜这套论述方式并非无源之水。其母校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王信贤回忆，早年东亚所钻研大陆意识形态和辩证逻辑，韩毕业论文即是讨论“中共对台统战策略”，认为韩此次选战无论“走群众路线”的策略，还是能让选民听得懂的理念，“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而韩选前终场辩论大方承认“九二共识”，选后着手启动“两岸工作小组”，也能看出其导师苏起的积极影响。
再者，个人特质符合基层选民口味。在网络时代的代议制下，岛内的大型选举越来越像是商业行销。而政治商品需要情绪性消费。韩国瑜与基层民意声气相求，通过个人政治形象的成功塑造，将今年高雄选战从蓝绿对抗，转移到以韩为代表的庶民阶层和以“政二代”陈启迈及其豪华“立委”团象征的权贵阶层的“草鞋皮鞋”对决上。其一，草根气质。选民日益厌恶虚伪谋私的旧官僚，看重魅力能力而非背景颜色。韩作风草莽海派、真实质朴，萧汉俊说他“酒一杯杯地干”；韩讲话风趣直白接地气，郭佑诚说他“比民进党还民进党”，给人感觉会实在做事不骗票，让深绿死忠都变“韩粉”。其二，干净选举。韩诉诸感性，也强调政治理性：直面对手攻击并逐一拆解，用“执政党不用奥步不会选举，很可怜”反击“抹红抹黑抹黄”；坚持“理念型选举，不设竞选总部、不插旗、不买票，抹黑不提告”，“用一瓶矿泉水选到尾”，期望“让干净的选举证明高雄的伟大”，坚持以我为主的战法来破解绿营意识形态斗争。在选举后期“奥步”频出、“暗箭”四射之时，韩甚至还果断与党内争议性言论切割，要求支持者包容对方阵营，放弃追究造谣者责任，最终证明以怀柔仁义的正向选举在岛内也能同样胜选。其三，“高雄CEO”。韩任北农总经理时积极进取、除弊积余、广分红利、分文不沾，卸任前与民进党正面相抗使其声名鹊起，与其继任者吴音宁的无能和怠惰形成鲜明对比。此次韩以“卖菜郎”自许，凭藉其实务经验为自己赢得了高雄CEO的期待。这也是其相比“政治素人”柯文哲的一大不同，即便其政治主张再浮夸，选民也能看到愿景背后的历练支撑，而不只是想像的泡沫。
同时，战法不断创新，动员行销能力强。
一是网络战更扁平化、更重交互性。韩国瑜起点低、没资源，故而选择成本低、效益高但是也颇具风险的“网红行销”方式博关注。网络空战已成为岛内选举的前沿战场，民进党、柯文哲、“时代力量党”等新、旧势力都深谙此道，但韩国瑜的网络战术更加与时俱进、显得技高一筹。韩本人及其团队捕捉到近年来台湾网络生态和舆论战游戏规则的微妙动态变化，应以极富个人风格的政治行销来打开知名度、偏好度。由于信息流的爆炸让信息传输变成双向互动，网络意见领袖塑造议题能力增强而反应时间缩短。对此，韩靠5个“白纸青年”的空战团队，用更扁平、交互力更强的直播模式行销形象和政策，其新意在于：其一，网络不是为竞选增加曝光渠道，而是为建立与选民的即时对话答疑渠道，培养粉丝群体；其二，内容非精心包装的文宣，而是去眷村理发、带柴犬吃卤味等有选择的生活日常，比传统扫街活动能触及更多群体，也紧密迎合岛内政治的生活化、碎片化甚至娱乐化倾向，特别是瞄准青年选民口味，紧扣其可塑性、流动性快速累积声望。其三，韩秉着“烂命一条，乱砍乱干”的心态，才能在与网红“馆长”陈之汉访谈等直播中百无禁忌。相比丁守中既想蹭“韩流”热度，又担心韩争议言论伤及其保守立场的瞻前顾后，反差明显。另一方面，多数政客也没有韩的雄辩机变和议题制造力，很难应付不间断网络直播挑战并无孔不入地覆盖媒体，而不怕自爆其短、适得其反。
二是善于打造“形象识别”以激发认同感。韩国瑜阵营在选举中，特别是“三山”的造势场合，全方位利用“1号”手势、《夜袭》等歌曲和“秃子跟着月亮走，人民跟着秃子走”口号等元素制造个性化政治符号，与选民形成政治认同和粉丝身份的契约，在韩一呼百应之下，大批民众以“1号”手势、秃头形象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相互集结串联，加速了“韩流”“病毒式”的政治传播和认同塑造，以及粉丝群体的实体化。另一方面，有实证研究显示，“韩流”外溢的实质是激发传统泛蓝民众的投票意愿。有参加韩国瑜造势会的民众称，全场挥舞“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齐唱国民党军歌，事实上是在重温并强化某种泛蓝色彩的集体认同。本质上，这是用模糊意识形态、“不打蓝绿对决”的“新形态选战”，隐性地裹挟和激荡台湾政治斗争最内核的“认同战争”，也是一种没有明言的政治偶像塑造。
在政治极为多元复杂的当代，正如温伯格所言，世界“太大而无法得知”，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完整的政治图景，因此选民只能生活在一个由传统媒体和新形态话语生产者的文本、符号、图像所建构的世界中。基于恰当有效且因地制宜的路线、论述和策略，韩国瑜才能以“单枪匹马”之姿夺得选举主动权和话语权，成为了挑翻“绿色哥利亚”的国民党“大卫”。当韩登陆凤山、“夜袭”旗山、会师冈山时，民进党步步败退，只能苍白指责“杀气太重”。选战收官阶段，民进党高层也试图“斗狠”，泪泣下、面目狰狞地渲染对立、仇恨时，韩的造势场子却弥漫着宽容乐观、胜利在望的气氛。事实证明，希望是比痛苦更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人民选择的是笑容而不是泪水。归根结底，当前台湾整体的社会观念和民心动向，正在从“被台独洗脑”、“被威权驯化”和“被政治绑架”的旧意识形态框架中释放出来，人民自我、自主、“自决”的“觉醒”意识空前高涨。谁看不透、不适应这一转向，必然遭到选民的惩罚。
二、“非传统政治世代”崛起
事实上，“六都”当选者均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非传统政治人物”行列，形成了一个跨党派的政治世代。其中，韩国瑜与柯文哲、侯友宜这三位同样诉诸“超党派”的“卡里斯玛型”政治红人，成为此次选战焦点、风向标和大赢家，堪称台湾“新政治生态”下新一代“非传统政治偶像天团”。他们有清晰的共性，注重行销契合选民“非蓝非绿”想像的政治属性，以及“草根、干净、真实、务实”的政治形象，凸显自身在政治与阶级属性上与传统蓝绿权贵的差异；同时主动适应和带动新形态选战，迎合并塑造选民偏好。但三人的政治光谱、受众群体和政治路线存在微妙区隔，他们本质上是所谓“中间选民”不同分层的代言人。
首先，在“无色觉醒”浪潮下，反贫富分化、阶层割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意识成为政治正确，“非传统政治人物”往往需要在政治和阶级属性上进行模糊、修饰，除标榜“非蓝非绿”，也将自己打造为“草根代言人”，将选战定位于“基层与权贵对决”，以此抢占阶层属性制高点，吸引中下层选民产生“同温层”认同感。例如，韩国瑜17岁离家闯荡，做过警卫、接线生而后考入军校，常年与地方农会生意往来，“酒一碗一碗地干”，不但能“穿草鞋”、接地气，更锤炼出草莽海派、老辣干练的成熟作风，与对手陈其迈“靠爸”、“贪二代”形象反差明显，赢得南部农民、劳工群体好感。柯文哲以医师、教授身份参选，用直播吃番薯、坐地铁通勤、西装配跑鞋等方式行销“自我奋斗的小市民”形象，将竞选对手连胜文形塑为“贵公子”。侯友宜也说自己是出身于肉贩家庭的“凡夫俗子”，强调自己从基层警员奋斗至警界高层的经历。
其次，岛内蓝绿政客因为谎言和贪腐而政治信用破产者比比皆是，但“非传统政治人物”在这方面则有相对优势。一是言行真实直爽，降低政治算计感。柯文哲与韩国瑜颇受选民欢迎的一大特质，是讲话行事真实率性、“金句无数”，甚至到了口无遮拦、不修边幅的地步。柯常用“白目、无厘头”的发言裹挟深意，如“陈水扁是装病变真病”、“人民素质不够选出蔡英文”、“国安会、陆委会放我一人对付中共”等，甚至称“我因讲实话成名见证台湾的荒谬”。相较而言，“韩式语言”更贴近升斗小民，如用“又老又穷又丑又秃”、“失业20年”自嘲，用“让台北去弄政治，让高雄来拼经济”的刺激性话语主导选战，用“我不是吃素的”回应绿营攻击，也抱怨吴敦义让其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绿营腹地却“一碗卤肉饭都没给”，使韩国瑜摆脱了“温文儒雅”、“假掰白贼”的“国民党政客标签”。同时，他们不怕被选民贴身检视，敢于主动呈现“真实生活”。这种“非传统”政治人物直白趣味的“素人感”，以及面临责任和困难时敢于投入、担当的勇气，比传统政客瞻前顾后、故作姿态的“城府感”更能呼应和舒缓选民心理，赢得“可信赖、值托付”的认同感。“宁选疯子，不选骗子”，愿意给这样呈现真性情和责任心的候选人一次改变和试验的机会。二是手脚“干净”，取得道德正当性。相比传统政客的分赃腐败、弊案丛生，“非传统”政治人物多清廉自守，使其难以被操守质疑所击败，继而赢得选民深层次的信赖。柯文哲在“MG149帐户质疑”、“窃听案自导自演”风波中，首创性地公开个人薪资、短信等内容，让细节接受放大镜检验；也首次用网络公开竞选经费细目，并在募款金额达法定上限时关闭帐户；任内主打“五大弊案”，未出现如陈菊、林佳龙等绿营县市长藉市政图利的情形。韩国瑜在北农任内帐目清楚，让查帐人员成为“韩粉”，主打“一瓶矿泉水”和“不恶意抹黑、不提高”的“干净选举”，小额捐款“够用即暂停，结余捐青创”，与其继任者颟顸、怠惰的“250万实习生”吴音宁对比鲜明。侯友宜则自信从警收入如实申报，虽遭绿营“文大宿舍案”猛攻但民调不降反升。
然而，这些“非传统”人物也并非真的“全素”，而是位于政治光谱和阶层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各有其隐藏属性。例如，韩国瑜有深蓝、外省、军系背景，在卸任“立委”被国民党边缘化后，于地方农会系统摸爬滚打多年，被认为是“旧时代分配体制下的吃肉素人”，参选实为“回炉再造”；柯文哲出身所谓“皇民”士绅家庭，做医生时曾“治阿扁，不治连胜文”，有较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弃医从政靠“墨绿”属性争取到“人造独”世代的压倒性支持。而侯友宜则是基于陈水扁、谢长廷的赏识而飞速提拔，其担任“警政署长”也认为是对侦办“3·19枪击案”的“奖赏”。虽然拒绝加入民进党，但在国民党内也被视为是朱立伦嫡系，缺乏广泛、深厚的情感经营。
“非传统政治人物”成世代规模的崛起，显示韩国瑜之所以引发蝴蝶效应，并不只是其个人的特立独行，而是展现了台湾选民偏好的变迁。那些或西装革履、贪得无厌，或张牙舞爪、苦大仇深的传统政治人物正在逐渐失去市场，选民是在从候选人中寻找一个更懂自己、像自己和能够改善其精神或生存状态的心理投射。这是台湾选民厌倦被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和黑金政治绑架，自主意识逐渐勃兴，投票行为独立的表现。从这些“非传统政治人物”的差异，也可以看出常被粗略归类的所谓“中间选民”、“浅色选民”或“经济选民”的不同取向。某种程度上，“柯粉”囊括了北部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群体，他们4年来持续“挺柯”，最根本的诉求是“推倒蓝绿高墙”的政治变革，因此柯4年来纵然争议缠身，但并未真正背离这一路线。韩国瑜则更多触及到社会的中下阶层，包括长期亲绿的中南部农工阶层，他们更多寄希望于能够通过换人做获取物质上的改善。而耐人寻味也难以厘清的是双方青年群体部分，一种说法是，青年的“柯粉”、“韩粉”都自认是“觉醒青年”而将对方视为“愤青”，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社会不同阶层、族群对于如何“改变现状”的差异认知。而侯友宜根据自己的警界背景量身打造了一套“安居乐业”主张，则更契合追求平安、稳定生活的新北市民阶层的需求。选举主张回归生活基本面的卢秀燕走的也是这一路线。
三、与台湾选民的变化
台湾新一代“中间选民”的偏好是多元的，各大偶像的死忠群体或许也可因而细分，但其基本偏好和取向却存在高度理性务实的共性和新特点，这集中表现在经济议题对选举的主导与民进党“统独牌”和美国等外部因素干预的失能。选民更多将地方选举视为改善生存状态的手段，而未必是政治上划线表态的舞台。因此，选民很难会被只懂得高举“神主牌”要求基本盘归队的候选人所打动，而更倾向于能务实处理两岸关系，平和包容政治与族群分歧，同时在经济或公共事务上有能力、潜力，并且个人形象不令人望而生厌，甚至更加有趣和有料的候选人。但选民并不期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而是愿意给新候选人试错机会，如果4年后不满意则不介意再次换人重练。高雄选战中，韩国瑜在政策辩论处于下风但仍能大幅胜选，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理性选民上述“非理性”投票意向，选民心态愈发“不严肃”，更强调表达权而非为选择负责，造成了选举高参与度背后出现仪式化和娱乐化的侧面，也为CrazyFriday、学姐、馆长、蔡阿嘎等一批“政治网红”提供了土壤。
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选民、“经济选民”的爆发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民生因素完全压倒意识形态成为台湾选举的第一性和唯一面向，中间选民失去了统“独”立场。某种程度上，韩国瑜的口号能获得如此高的认同，背后反应的是选民这样一种潜意识：即统“独”重要但难解，“台湾人”认同重要但代价不能是无限的，在理性和感性的拉扯没有结果的时候，就只能用“维持现状”框住，某种程度上鸵鸟而务实地谈经济面向，并且将两岸关系约等于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一个证据是，通过此次选举和“东奥正名公投”的实证研究显示，选民的政党倾向和统“独”、价值议题仍有高度相关性，并且有潜力在2020年选举中爆发。另一方面，韩的胜选的确如其所言，代表了正向选举在高雄的胜利和台湾选举制度的不断成熟。民进党不是没有“奥步”，但在全世界的瞩目下，最终没有“让子弹飞”或者录音带这样公然挑战选举秩序和制度良俗的滥招。而这种成熟的另一面是，随着选举、“公投”的周期性举行，或许选民热情会降低，但对“国族”和制度的认同会不断被强化，并将其内化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在“韩流”中被父母带到凤山等待开票的“00后”们，在未来若干年也必然会认为这样的政治生活是其应然的常态，培养出更为浓厚的“我族观念”。
不过，这一现象还要在2020年“大选”来持续验证。经过多年选举的锤炼，选民的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同步提升，他们懂得在不同的平台上做出不同侧重的表态来最大化收益，也懂得必要的时候隐藏其属性偏好，避免自己在社群中被孤立、异化。这在2016年特朗普民调不佳却突然胜选，以及2018年韩国瑜在长期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势翻转的案例中都有体现。因此，韩让“九二共识”成为了高雄的热搜词，更多体现的是岛内选民对谋求两岸和平发展红利的“工具理性”。这并不能必然推导出“九二共识”就此成为高雄或全台民众的长期共识，或就此判断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完成转移，两岸关系的政治阻碍正在减弱。
四、“韩流”会昙花一现吗？
正是由于韩国瑜跳脱传统政治窠臼，擅投变化球，既让绿营无所适从，也让舆论对其冲多错多的失言有高度宽容。这种光环只有柯文哲曾享有，柯也证明，空气票可以实体化成为政治力。但韩以及其他非传统政治人物能否突破局限，应对复杂考验和时代变迁，成为下一个“台湾最大尾”，变数仍多。
首先，展现解决结构性问题之能，建构统括政经的政策体系和有效执政。岛内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两岸关系和台湾被全球化边缘化，政治人物最终都绕不过这个终极命题，这是“韩流”的起源，也是所有传统、非传统政治人物的终极考验。韩国瑜对高雄“又老又穷”的抽象与勾勒足够简洁有力，其多少有些天马行空的政见在选举期也达到了制造争议、博人眼球的效果，其“救高雄”的基本思路是“开门揖客，多路并行”。但从逻辑上看，“韩国瑜经济学”的简明直接，就必然难脱“头痛医头”、“蒙古大夫乱开方”之议。绿营人士向来将高雄没落的结构性原因归结为大陆崛起后，台湾产业出走、制造业下滑而导致出货量降低，以及两岸三通后高雄港被边缘化。以韩所着墨的“北漂”为例，其实质是台湾进入快速工业化、都市化阶段后，前后长达30余年的全台性的人口成长分布长期不均以及负增长。历史经验也显示，“大城市吸血”的故事是全球化时代的常态，而台湾又迭加了南北、政党和族群割裂，政党轮替也很难挽救南台湾的“边陲化”。韩在选前发下宏愿，要让高雄目前不到300万人口增长到约500万，成为超级大都市，却因只有愿景而无清晰路径遭对手在诘辩时猛攻。毕竟，全台2350万人口中，大台北都会区瓜分了700多万人；而去年出生19万人，是1980年代高峰的不到一半，出生率逼近日本。如何破解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是韩能否从江湖草莽中画大饼、打江山的“流寇”，蜕变为能稳居庙堂之上的“坐寇”的根本。
韩国瑜胜选后的戒慎戒惧，显然是明白相比选举时的情绪宣泄和两军对垒，执政后要直面的现实考验和实践检验才是真正的挑战。韩得票最终突破2008年马英九82.2万的记录，比4年前国民党的杨秋兴多了40万，更横扫高雄38区的28区，包括三民、小港这样的指标区和深绿区，可见投韩者除了“北漂”，还有重拾希望的蓝营选民，萌生求变意识的农工阶层，讨厌民进党的中间选民乃至惩罚菊、蔡的绿营“赌烂票”。韩国瑜要想行稳致远，就必须对“韩粉”的构成和诉求有更精准的测评，而今日将希望投给韩的90万人，未来必以更严苛的标准去检视韩的作为。
其次，需要能适应并引导快速民意变动的价值观念。虽然韩国瑜在高雄因地制宜地模糊其深蓝背景，但不同的语境和时期选民关注点不同，韩无法用一套战法打到底。韩已在圈内外摸爬滚打数十年而非白纸，其理念行事斑斑可考，到了更高的竞争平台，政治光谱和意识形态的挑战更无法回避，不可能永远做“非传统国民党人”，也无法像某些“第三势力”人物一样，做面目模糊的摇摆人、“中间人”。虽然“韩流”带动了经济选民的“觉醒”，但事实上价值对立的激化是此次选举的一个深层动力。只是这种斗争从往年的统“独”、威权、族群转化为披着“经济民生社会”议题外衣的同婚、核电、空污和“东奥正名”等议题上。由于民进党选战中顽守“挺同”、“反核”等神主牌，让位于岛内政治和价值光谱极端的中、南部深绿保守选民因对“同婚家庭”和空气污染的恐惧而转投蓝营候选人。这也是支持“民法”婚姻一男一女的韩国瑜获得南部宗教界、农工群体好感的原因之一。不过，这种变动也反应出，在蓝绿二元结构逐渐裂解、思想言论去中心化时代，岛内选民的价值观念分化程度出现多议题、多层次态势，且民意风向变化极快。这意味着：选民支持将更多根据议题类型，而非传统的宏观意识形态和政党、族群身份，出现更为碎片、交叉的民意效忠；与此同时，选民偏好随波逐流，政治人物若自恃家底，稍有迟疑保守即可能被抛在脑后。“网红政治”沦为政治快消商品，则难保韩国瑜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其迈。韩在市政府小内阁上的任命争议快速伤及其声望，说明了目前韩所承载的选举认同是基于价值和利益期望，因而是刻薄且多变的。韩也自知“没有蜜月期”，历史证明，对于如何厘清“做对的事”和“正确地做事”，选民看法多元；对于不能够快速兑现预期的候选人，选民更是没有足够耐心。值得韩思考的是，4年来，柯文哲能在施政争议和蓝绿夹杀中涉险过关、持盈保泰，目前仍稳居全台民意信任度和2020呼声最高人选之列，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其与“柯粉”形成的是价值而非利益的“契约”，换言之，只要柯能维持“推倒蓝绿”的想像和“反传统”的价值姿态，就足以维持“柯粉”的信心。然而，“韩粉”的构成更为复杂，其诉求也更为直接、务实，韩“发大财”理念这个更高、更明确的预期，在激情过后兑现的难度，恐怕要高于柯。
更进一步，虽然韩国瑜对“九二共识”做出明确支持表态，但“0分政治，百分经济”的“务实理性”，客观上是弱化这一共识的政治内涵而将其作为某种“经济策略”。韩选后讲出“台湾不要轻易答应大陆、美国求婚”，在江启臣等人急切地对美表态“国民党从来都是亲美”的呼应下，不由得让两岸舆论高度关注选后国民党强势崛起的“本土派”、“中生代”在两岸关系上的真实动向。对于大陆而言，经历过马英九时期的“和平发展”和民进党上台来两年的“冷对抗”之后，势必会对两岸交流与两岸关系的辩证关系有更深邃和动态的思考。蓝营胜选人密集打出的两岸交流和经贸牌，在大陆网络民意中也引发了正反两派的舆论。毕竟，如果中国国民党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来处理两岸关系，即是对其政党价值本身的考验，也必然引发“势倾则绝，利穷则散”的疑虑。两岸关系显然不是建构在大陆“让利输血”来满足岛内政客“发大财、拼经济”宏愿的线性逻辑上的。在这方面，首代“政治素人”柯文哲的得失值得韩评估。任何以全台、两岸为视野的政治人物，势必都要在两岸关系上有更多务实、稳定的创见，模糊和摇摆只能是对其本人核心价值与政治信用的磔伤。
同时，需智慧处理与党内权力格局和政治生态关系。韩国瑜在国民党宫闱中长期是“边缘人”，多年来远离这一“酱缸”，但在韩如今众星捧月般地回归主流且“如日中天”之后，如何进行自我身份、价值和愿景定位，并且如何基于此处理与党内同志和相似理念政治人物的关系，是决定“韩流”持续力和上限的重要因素。
一是须稳健处理世代交替问题。韩国瑜人气爆棚之际，被不少人拱为国民党新“太阳”、未来共主。有舆论指出，在“党国大佬”、“地方大佬”和“学者儒帅”分别被贴上“权贵”、“黑金”、“无能”标签，蓝营旧领导核心弱化后，韩国瑜、侯友宜、卢秀燕、江启臣等“本土”、非传统、高人气的战将在乱世中应运而生，构成新一代明星梯队，同时也承担了革新国民党路线和文化的期待。但在吴、马、朱“老三公”不会轻易退位的情况下，权力新一极的崛起难免引发蝴蝶效应，世代交替不会一蹴而就。韩国瑜在进行时或未来时的世代交替中是否、能否和应否去扮演领头羊的角色，都需要精准拿捏。
二是谨慎评估是否投入2020。选前，舆论拱韩国瑜联合柯文哲参选2020，更多是基于其“惜败”的预期。如今韩“意外”胜选，情势变化，反而让韩没有了孤注一掷的必要。一方面，高雄市民选择韩国瑜做市长，显然不会乐见其在中途而废地投入2020年选举，更何况“韩流”热度能否延续到2年后、能否拓展为全台性也存在很大变数。另一方面，由于蔡英文的颓势，以胜利者自居的国民党的出线权之争开始摆上台面。曾在选战关键阶段闹出“失言危机”、被质疑是要“弃韩保丁”的吴敦义，选后又以“知人善任”居功，且手握党机器和规则制定权优势，对2020的提名资格似是志在必得，甚至已规划5月提名，使其能以“提名人”身份参加“国共论坛”。而朱立伦则有侯友宜、卢秀燕、徐臻蔚等多名“泛朱系”人马当选，且有高民调支持度加成，是比吴更受多数选民接受的人选。如果再加上不甘寂寞的马英九等老人，韩是否投身2020，是对其个人、政党和整个台湾政局都会产生复杂影响的决策。
不过，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韩国瑜选前已有过极为明快、精准的操作。即在吴敦义“辱菊”失言第一时间，罕有地以参选人身份点名批吴，用成功的危机处理尽可能地与国民党的负面影响切割，也引发卢秀燕等多名参选人效仿。而在此前，韩在“与柯文哲的人情和与党内同志的义理”中，选择没有北上参加“六都合体挺丁”，而是与侯友宜等人结成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的“正义觉醒”连线。一方面，这显示“韩流”加速催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诸侯指挥中央和凭藉战功上位正在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这也能看出韩本人的世情练达和价值观念。正如韩妻子李佳芬所言，他们相信选举是一时的，而人际关系是长期的。政治家往往是好的演员，但一个人的情怀胸襟却无法长期伪装。韩在政治大学求学之际，就有念旧重情义之名，其毕业论文序言写道：“学艺已成，甫将下山步入潇洒江湖，回首前尘纵然苦多于乐，可是我已走过，我已征服。眺首前程，虽然扑朔迷茫，但天下即我心，侠义藏胸襟，杀恶便是善，剑出鬼神惊，归德公子，又何惧之有？”如果韩能继续保有这份可贵的初心，在加上其政坛浮沉所凝练的智慧、洞察和勇毅，则“韩流”未必会陷入“出道即巅峰”的悲剧，舆论也可期待新的政治势力等为台湾政治注入活力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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