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球：韩国瑜能否在变化的指控中找到出路

　　中评社台北5月6日电（作者 李华球）克里斯托佛.希尔（Christopher Hill）在其所着《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书里说：“理性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学研究中尤为突出。”我深深地被这段文字吸引，一直在深思他的意涵与远见。

　　克里斯托佛.希尔上述的说法，我的理解是，理性在社会科学中不只是最核心的问题，更是最棘手的问题，正因如此，如何在核心问题当中找到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法与方向，应该是政治学研究中的理论与实务的大方向与大思维所在。

　　探讨理性这个议题，在当前变化多端的国际情势、两岸问题、内部纠结等方面，似乎是一个极有意义与深浅多样的好问题，值得我们深切地进入其堂奥探索之。而此时正逢台湾2020大选的政党初选阶段，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四月三十日吴韩会后说：“如果中央党部、中常会有其他方式和安排，需要韩国瑜的各种安排，甚至民调都予以尊重。”韩国瑜可能参选的意愿已有迹可循。

　　然而，韩国瑜自参选高雄市长乃至于当选市长就职迄今，接踵而来的指控与批评，从未停过，甚至于越来越趋严重而激化，面对这一波波而来的变化中的指控，似乎是韩国瑜必须面对与排除的重中之重。从克里斯托佛.希尔书中的“对外政策中的理性”之心理因素方面来探究韩国瑜如何在面对变化中的指控，进而找到接地气的出路，似乎是一个值得探究及与时俱进的焦点。对此，就书中局部内容，提出几点浅见，供韩市长参考，并就教于各界。

　　一、“心理因素分析的出现要早于对外政策分析, 而且某种程度上仍在与后者平行发展, 这一工作起源于大众时期特别是极权主义的幽灵。前者只具有间接相关性, 应付它就像对付1791年大革命时期法国乡村的大恐慌引发的群众行为心理和群体歇斯底里症一样。”由此，可以认知到，心理因素在对外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心理因素分析的提出，应先在对外政策分析上有深入的了解，据此进行分析与解读，才能有助对外政策的研判与具体作为，反之，则难免有见树不见林之憾。

　　韩国瑜在面对当前严厉与多方的指控之下，允宜先在对外的指控上深入地认清问题所在与伤害程度，据以澄清并做出有理有据的说明，排除误导，导正视听，将幽灵趋出，还诸事实与义理，解困解围于诽议，将群众的群体歇斯底里症，拉回常态，使群众认之、信之、投之。

　　二、“对外政策决策这一学问中,最丰富的一个领域, 向来与知觉和错误知觉有关，就像佛次柏格所总结的一定程度的错误知觉,在每个决策体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错误知觉被认为是影响决策的心理病状中最常见的形式。他们普通得像花园里的杂草一样，可能微不足道，有可能极其重要，这要看事情的背景和该体系的自动纠错能力。”这个论述，用在韩国瑜如何排除指控找到出路，也有其可以参考的指引作用，亦即，韩国瑜在面对各方指控上，允宜避免错误知觉导致发生认知上与实务上的误解，这是从群众心理感受上，必须避免的纠错能力的关键所在，才得以导引群众之力解除指控的困境，化危机为转机，有利参选。

　　三、“错误知觉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认知经济或者简单化的驱使。这就是斯坦布鲁斯纳所谓的全面归纳倾向。理智地说，对易于管理的渴望与对复杂性理解的冲动之间存在着冲突。”我以为，易于管理与复杂性理解，的确存在冲突，但如能做到像斯坦布鲁斯纳所谓的全面归纳倾向，则可能在整合中找到冲突的解决方法，韩国瑜应该在多重指控中，找到归纳问题的倾向，这将有助脱离指控的负面，升华正面的助力，将正反合一，则尽道矣。

　　克里斯托佛.希尔书中这段文字“程序理性与实质理性是存在着关系的，前者是达到后者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而行动理性是形成这种联系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取得满意的结果之前，正确的信息搜集及决策程序还必须转化为行动。”这段高明又意义深远的文字，似乎是韩国瑜深陷指控，如何脱茧而出的妙方与行动配合的要道，值得韩氏深思践行。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书扉页的马克思.韦柏：“政治是一块坚硬而磨人的人造板。它需要激情和洞察力。”其实已道尽《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这本书的精义与奥妙所在，读之令人回味无穷，一点都不想休息地看下去！韩国瑜市长，如果有空，读一下，应有指点迷津的功能，对找到接地气似乎有路可走，不仿一试！

　　（作者李华球，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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