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中美关系走向与两岸关系
中评社香港5月20日电/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暨博士生导师王卫星少将、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陈士良研究员、中央党校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研究所所长张仕荣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谢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研究员、国台办海研中心副主任鞠海涛与会。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中美建交四十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以《中美建交暨两岸关系四十年》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此次研讨会的举行，旨在集思广益，梳理中美关系发展40年的经验与教训并分享推动两国合作交流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回顾《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历史轨迹。
在40年前的冷战形势下，中美共同面临的安全利益超越了台湾等问题构成的障碍，促成了两国建交，而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拓展了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回顾中美建交40周年，国际形势沧桑巨变，中美关系也经历了跌宕起伏。中美关系有变化的部分亦有不变的部分，今天仍然能够找到中美关系发展动态中始终保持“不变”的若干“基本面”：第一，维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战略重要性没有变；第二，中美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互惠受益的基本事实没有变。
虽然中美面临结构性对冲，但在重塑中美互动模式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寻找共同利益、增强相互战略信赖；不仅扩大经济合作面、更要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创造更多的“稳定剂”和“压舱石”；双方应辩证看待差异与争衡、理性处理若干分歧，对接中美两国的发展战略，让良性竞争推动中美共同进步。
2019年也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对此，《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两岸关系好，台湾才有前途，广大台胞才有光明未来。同时也告诉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了五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主张，其核心就是统一。这五点主张，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为我们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
就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重要精神，我有三点体会：其一，以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案例，深入研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在新时代条件下对台工作与统一大业的特定功能；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未来我们开展对台工作、引领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建议对台部门结合国内外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颁布一份新时代条件下的《台湾问题白皮书》，把祖国对统一大业的呼唤与决心直接诉诸于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其三，建议设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统筹两岸统一事务。
陈士良：创造机会 营造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国际环境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接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这两个影响深远的大事在同一天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1月2日，党中央召开了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阐述我们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具有划时代意义。重温40年前的这两个历史大事，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美关系和和平统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为今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一些启迪。
这里，我想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第一，台湾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的东南边陲，在历史上，台湾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经常随着中央政权的兴衰而发生变化。当中国强盛时，两岸就统一；而国家弱乱时，台湾被外国强权占领。这几乎是台湾的宿命。就近代而言，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开始衰落，台湾在1895年被日本割占。1945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国力仍比较弱，1950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再度被纳入西方势力范畴，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
今天，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指日可待。中国的强大，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国家统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提出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日的重要讲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第二，解决国家统一问题，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关键是靠中国自身的实力。只要中国不断发展进步，实现国家统一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外部势力干预是台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它至今迟迟无法解决，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外部势力的干预。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仍需要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两岸70年的发展历程看，当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之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就有很大的帮助。在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最紧张的时期，中苏交恶也开始公开化。中、美、苏的大国博弈出现了新的局面，美国和中国都需要与对方合作，共同抗衡苏联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与新中国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这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历史机遇。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把握住了机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随后，中美在1982年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共识。这就是“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所以，从中美建交和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过程看，当国际格局、外部环境朝着有利于我的变化时，对于国家统一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日益消极
如果我们把中美建交以来40年的中美关系划分阶段的话，我这里借用陶文钊先生的观点，那么，这40年可以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分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变化。
在冷战时期，从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再到里根总统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基本驱动力是对抗苏联的战略扩张。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由此消失。这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几乎是釜底抽薪。美国方面随之产生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还需要中国？特别是美国还有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既然共产党执政70 多年的苏联都可以迅速地分崩离析，那么中国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所以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出现“中国崩溃论”的论调。
但中国没有崩溃，反而不断发展壮大。于是美国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到了新世纪之后，“中国威胁论”就变得比以往更加现实和突出。2010 至2011 年前后，美国战略界达成共识：今后数十年，中国将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美国一些右翼人士还把制约中国发展作为美国的首要任务。
所以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没有了，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1999 年发生了“炸馆”事件，2001 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亚太地区的一些多边机制约束中国，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挑起争端，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又推出“印太战略”，挑起中美贸易战。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定位非常的高瞻远瞩。中美建交之初，虽然美国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拉中国对抗苏联，但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威胁而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倒向美国，而是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定位是非常正确的。几代领导人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个定位，为中国的崛起和确保战略机遇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大业。正是得益于中国历任领导人的努力，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文和技术转让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逐渐变得多元。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持续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动力。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全面性发展，中美关系才经受住了冷战结束的冲击，也基本经受住了特朗普上台后的暴冲。
但是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既有战略基础缺失之后，美国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美国迟迟不肯认真执行“八一七公报”。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如果不是台湾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还会更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更是大打台湾牌。美国先后两年都通过了强化美台军事关系的“国防授权法案”，通过了提升美台官方互动的“与台湾交往法”。这些都显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逐步从“不反对两岸统一”到“不支持两岸统一”，发展到今天的“干扰两岸统一”。
随着大陆的发展壮大，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两岸统一的内部条件正在形成。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吹响了和平统一的号角。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但是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尚需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统一的外部环境，增加美国和周边国家对两岸统一的接受度。
第四，做好战略谋划，营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在很大意义上是顺势发展和借势发展，利用既有的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来发展自己。从现在到建国100年，也就是未来的30年里，中国是不是能继续在现存的国际体系里崛起，或者要突破这个体系，甚至另建一个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判断。中国做出怎样的判断，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能不能成功崛起。
首先，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的国力。美国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够塑造国际秩序，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国力。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距离美国这样的国力还有很大差距。
另外，塑造国际秩序也需要得到本地区国家的普遍支持，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大国的普遍支持，中国距离这样的国际支持还有较大差距。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反而产生了种种疑虑。比如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算是比较密切的，但是战略互信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外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崛起也存在疑虑。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目前仍然不具备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屈从于既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事实上，近些年来，中美“两强并立”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两国关系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秩序问题。例如中国同美国合作应对朝鲜半岛核危机、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特朗普当政以后，我们虽然暂且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了，但精髓还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条依然是中国发展同美国关系的指导性原则。
所以，我借用陶文钊先生的看法，中国未来将既不是完全被束缚于现有的国际秩序之内，也不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而是走第三条道路。一是通过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塑造中美关系，不断让国际秩序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改进；二是在某些特定领域，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推动现有国际秩序的局部改善。通过这种方式，为民族复兴创造最多的时间和空间。
就台湾问题而言，我们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必然是秉持同样的思路。我们不是要通过重建东亚秩序来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循序渐进地改进东亚秩序，为解决台湾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指出，“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从这个讲话看，我们要创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东亚各个国家获益，而不是受损，二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亚太地区更加繁荣稳定，三是两岸统一要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有所贡献。
所以，要营造有利于统一的国际环境，我们一方面要善于顺势、借势，还要学会谋势。对此，需要我们做好谋划，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体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我们反对国家分裂，推动和平统一，是正义的事业，历史必定会眷顾正义者。
王卫星：两岸统一后 必然要引起未来国家结构理论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并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当前，祖国统一进程已经进入实践阶段，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战略倡议，应加紧研拟、适时提出相关制度性安排的方案框架，进一步提升“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感召力，助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涉及国体问题，这是完成国家统一面临的核心问题。当今世界国家协调安排整体与部分之间、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两种。我在2000年读政治学研究生时，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台湾统一后的中国政治结构模式探讨》，并被评为优秀论文。
之后，于2004年7月在新华社《瞭望》杂志第30期发表了约2万字的《五十年来我对台和平统一政策回顾》文章，将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和平统一”方案，概括为10大方面29项具体内容。后来，专门就《中国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实质内容》，先后为来访的外国军事代表团和60多个国家留学军官及政府官员作了几年宣讲，他们都为这一政策的实质内涵感到震惊，并对台湾当局的行为不可理解。2015年，在《中国评论》7月号，发表了《“一国两制”与国家结构新模式》。前两天，结合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海研智库》发表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综合分析，两岸在实现统一后，从现存的几种国家结构形式来看，它既不会是彻底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也不会是完全的复合制结构，而是必然要继承发展现有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引起未来国家结构理论的变化。
一、“一国两制”符合两岸人民现实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无论台湾问题用何种方式解决，最终的结局都必将是“一国两制”。在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的时代大势下，“一国两制”是解决两岸问题的最佳方案。它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一国两制”既坚持单一制国家传统又吸收复合制国家的内涵，实质上是将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国家结构形式结合起来，并且在内容上有所突破。
其一，两岸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学习台湾有益的经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利用国家统一的合力共同振兴中华，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二，主权与治权得到了完整的统一。既有利于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统一，也有利于台湾分享合理的治权，能充分地做到统一而不“吞并”，自治而不分离，更好地促进两岸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强盛。
其三，使单一制与复合制的国家结构走向结合。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台湾虽然在本质上是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地方政府，但其许可权将大于大陆各省的许可权，也大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许可权。
比如，“台湾将拥有军队”，这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来的。关于这一条，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的。在现有的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中，国防都是由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统一处理，地方政府及成员邦均无权处理国防事务，更无军队。各联邦国家宪法普遍规定：有关全国的外交、军事、财政、立法等事务均由联邦政府管辖。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保留并拥有两支军队，世界更无先例。德国国防军前总监察长施奈德汉上将是当年东西两德统一的亲历者。我2014年10月率我军高级军官代表团访问德国时，他告诉我,1990年10月东西两德统一时，在涉及两支军队合并问题时，西德对于东德军队人员，只接收了10万军人中的不到5万人，军官只接收了3000名，且年龄均在35岁以下，普遍降一级使用，尚有两年试用期。其中政治军官与情报安全部门军人不予接收，其余军官大部分提前退休或转业，“近200名将军中除两人充当文职顾问外，其余均离开军队。”4.7万名文职人员仅留用1.9万人，“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民军完全不复存在。”东德末任国防部长特奥多尔·霍夫曼在回忆录《最后一道命令》中也如此写到。
但是，台湾将是个例外，可以单独处理某些防务事宜。由此可见，中央对统一后的台湾当局，在政策上已经放宽到了何等程度。事实很清楚，让台湾拥有自卫权和一支独立武装力量，是用来抵御外来侵略，而不是用来防御自家兄弟的。两岸统一后，台湾在防务上仍有很大的自主性，我们不会派军队去，台湾可以根据抵御外来侵略和正常防务训练的需要，购买一些武器(邓小平语)，按照自己的防卫职责，专责保卫台湾地区不遭受外国势力的侵犯。
所以，从司法、外交和国防等主要领域看，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将享有的治权，有的相当于复合制国家中的联邦制国家成员国或邦，有的甚至超过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国或邦。事实说明，“一国两制”构想无疑是个伟大的创造，它解决了复杂的国家结构问题，既没有照搬国外的模式，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既充分考虑了台湾的现实，使台湾的现行制度和体制不变，又坚持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完全是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
二、进一步细化完善“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新形式
目前，“一国两制”在台湾还面临着巨大阻力，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政策不会改变，而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对我们极为不利。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必然要与港、澳有所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以已经提出的优厚政策为底线，对“一国两制”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重点是在两岸共同承担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责任的前提下，细化“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明确台湾可以拥有下列10种权利：
一是台湾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自行组成行政机构。统一后的台湾名称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区”。由台湾自己依据《台湾基本法》实行管理，大陆不派人驻台，行政人员也不去，其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理。同时，中央政府还给台湾留出名额，其代表可参加中央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二是台湾的立法权归台湾自己的立法机关。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其立法机关将由台湾自行组成，并可制定不损害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的台湾法律。
三是台湾将有自己的行政权。对内可根据自行管理台湾党政军系统的要求，制定和实施不同于大陆的政策措施，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公共人事制度。
四是台湾将有独立的司法权。台湾可保留不与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相抵触的原有法律，台湾的法院享有独立的审判权和终审权。
五是台湾将享有一定的外事权。除外交权归中央政府之外，台湾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将有很大的权力，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可以中国台北或中国台湾的名义，与各国或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协定，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
六是台湾地区将有自己的防务权。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负责台湾的防务和安全，保证台湾地区不受外国势力侵犯，但以对大陆不构成威胁为条件。
七是台湾的财政独立。台湾可根据经济发展和区内管理的需要，自行开辟财源，自编财政预算决策，自行管理财政事务。中央政府不向台湾征税，必要时中央政府还将给予财政补助。
八是台湾将实行独立的货币制度。台湾可根据需要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由特别行政区指定银行发行台湾货币，实行单独的汇率，自行支配外汇储备。
九是台湾可有关税分区。在一个中国和关税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台湾可设关税分区，对外单独征收关税，并归其财源。
十是台湾将有权签发中国台湾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等。
按照这种架构，未来两岸统一后的中国国家结构形式将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实现了坚持一中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台湾自身竞争力的有机结合。如果能按照这一模式实现台湾统一，无疑将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政治学的国家结构学中将是极大的突破和创造。
但遗憾的是，当前“一国两制”始终在台湾被贴上“统战工具”的标签，被“污名化”与“妖魔化”，民众始终处于知之不详或疑惑不解状态。1月2日，蔡英文狂言“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就是典型的丑化、攻击“一国两制”。据统计，在海内外华人广泛讨论中国统一的过程中，不少人士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先后提出有100多种各式各样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如“一国两府”、“一国两席”、“一国两区”、“一国三制”、“大中华国协”、“多体制国家”、“联邦制”、“邦联制”等，但没有一个像“一国两制”这样内容广泛，合情合理，符合中国国情和两岸现状。这种统一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共创一个更美好的新中国，体现了“共同缔造”的精神。当前，一是不妨考虑以已经提出的优厚政策为底线，对“一国两制”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二是要做好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宣传，让老百姓知道它的真实内容。
鞠海涛：习“1·2”讲话乃新时代继续推进统一之强大动员
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我们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产生深远影响。通过认真学习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感想和认识。
一、郑重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矢志不渝追求国家完全统一的坚强决心和高度自信
习总书记“1.2讲话”开篇明确指出，“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诚哉斯言！70年来，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历届党中央追求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任何努力都没有放弃过。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为解决台湾问题殚精竭虑，粉碎了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图谋，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争取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促成了国际社会承认一个中国的良好局面，在国力尚弱条件下为解决台湾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确立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逐步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并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开启两岸交流合作的大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推动实现两岸协商谈判，坚决进行反“台独”、反分裂斗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严峻形势，推动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挫败“法理台独”图谋，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台工作，面对新形势，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作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主动权，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对台工作取得重大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引领两岸关系取得历史性进展。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中国长远发展，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人民的崇高愿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迈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展现出更加奋发有为的进取姿态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些重大宣示充满高度自信，气势何等豪迈！预示着在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新时代，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进入了加速推进的快车道；预示着在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这场历届党中央接续奋斗的“历史接力赛”中，新一棒必将跑出令人振奋的“加速度”。这些重大宣示强有力地回应了13亿多中国人民的重大关切和迫切愿望，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是深得民心的高度负责任的执政党。
二、郑重宣示了大陆方面始终坚定追求祖国和平统一的真诚意愿
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40年来，祖国大陆一以贯之地坚持和遵循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有力地促进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发展，增进了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也为大陆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创造了稳定的台海环境。两岸关系40年发展历程表明，和平统一方针是正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高举和平统一旗帜，继续沿着和平统一的正确道路前进。这表明我们追求和平统一的大方向大目标没有改变，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廓清了外界一些错误认识和理解偏差在台湾岛内和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总书记“1.2讲话”再度郑重宣示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讲话通篇主基调即是和平统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这5项重大政策主张无一不是围绕和平统一而展开论述，向台湾同胞释放出了空前巨大的诚意和善意。祖国和平统一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业，其艰难度、复杂度远远超乎常人之想像！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决心、有耐心、有实力、有能力、有智慧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完成这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三、为新时代对台工作实现创新性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习总书记“1.2讲话”立足新时代，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揭示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主题主线，全面擘画了新时代加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路线图施工图，必将指导对台工作实践和和平统一实践取得创新性突破性发展。概言之，讲话主要有下述4个创新点。
一是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习总书记用“5个充分”概括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原则方向，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拓展了新空间，赋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出“一国两制”精神的高度包容性和发展性，是向台湾同胞释出巨大诚意善意的重要体现。
二是呼吁“早日解决政治对立”。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提出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基本思路并作出积极探索。尤其是习总书记勇于创新，果断决策，实现两岸领导人会晤，推动两岸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未来解决两岸政治对立提供了借鉴典范。
三是倡议“两岸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民主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和特点。提出两岸民主协商既是祖国大陆对台湾各界展现包容善意和民主风范，也是对自身政治制度的高度自信。2008年至2016年，两岸双方共同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两岸关系总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毋庸讳言，两岸在进一步深化政治关系时遇到较大阻碍，未能达成“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等制度性安排。习总书记的郑重倡议，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点方向。
四是提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思路路径办法。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习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创见，丰富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政策内涵。此次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理念，基本思路是“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基本路径是“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具体办法是“两个4通、1个共享”，即“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1.2讲话”标志着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进入新阶段，在新时代起点上迈向新征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人心士气，最大范围地团结和号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统一事业，必将汇聚起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谢郁：习近平“1·2讲话”是纲领性文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重要讲话是一篇气势宏大、站在历史新起点、站在全民族利益高度，全面擘画祖国和平统一前景的重要讲话。从目标、实践、前景、基础、认同，五个方向勾画出和平统一的蓝图与路径，是引领两岸关系、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得出两岸关系发展大势的结论是：两个无法改变、两个无法阻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这是指明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两大目标的同一性，两大进程的一致性。
其二、讲话中强化了“九二共识”的核心内涵，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是尊重历史事实、坚守原则立场的表述，也再次明确了：包含“国家统一”和“一个中国”两大核心要义的“九二共识”，才是真正能够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政治基础。
其三，习近平总书记以海纳百川的格局、开放创新的思路指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自1979年以来，祖国大陆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但对于“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则一直在持续探索中。讲话中所讲的“五个充分”、“三个确保”，提出的“政治谈判”与“民主协商”的主张与倡议，展现了开放、务实、包容的胸怀与开放创新的理念，指出了“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方向，也提供了两岸共同协商探讨的空间。讲话中特别指出“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就是两岸共议如何实现统一、如何落实统一。
其四是深化融合发展，两岸“应通尽通”。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的新四通，在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的小四通，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这表明大陆将全面推出切实的举措，全面落实“两岸一家亲”，推动两岸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一体化进程，融合发展将贯穿于统一的整个进程。近两年来两岸关系的现实表明，大陆推动两岸整合发展政策，顺应了台湾民意对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期待，保证了两岸民众对交流的正常需求，照顾了台企台胞的切身利益，深化了两岸社会经济融合的程度，在现实中激发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动能。从根本上夯实了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
其五，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中国和平统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繁荣。讲话中表明了立场，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也展示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表明了中国的统一事业与世界和平的共同性与相容性。
张仕荣：深入理解“1·2讲话”需树立四种意识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日上午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讲话中振聋发聩的宣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必将对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产生重大深远影响，为此我们认真学习讲话精神，必须要牢固树立四种意识。
第一，历史意识。国家统一的大势符合人类历史潮流，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1884年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遗留的一切琐屑障碍清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量的战场。”近代以来，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侮，国家几近“瓜分豆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指出“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一百年不能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台湾问题曾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海峡两岸分隔已届70年。1962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故乡》，其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成为一曲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第二，道路意识。中国国家统一的道路是曲折艰辛的，是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相伴而生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推动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4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习奥会”夜话瀛台时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必须顺乎民意，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指出，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
第三，实践意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1963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主张与思想，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这一对台政策可说是后来“一国两制”思想的初步萌芽。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构想“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既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
实践表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习近平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2018年2月28日，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9个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许多人士称之为“惠台31条”，在海峡两岸引发强烈反响，对于台湾同胞率先感受到和分享到“台湾和大陆同属一国”的尊严和红利，并培育和增加台湾同胞与大陆的情感和利益联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的民本理念。
第四，底线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强调指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同时“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展现了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坚定意志，尤其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而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阻碍两岸关系改善发展，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2018年2月2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案”，其目的是利用台湾问题干扰和牵制中国发展，台海形势一度紧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近两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连续组织多架轰炸机、侦察机以及航母编队成体系“绕岛巡航”，锤炼了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有效震慑了“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只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樊吉社：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关系中的沉默议题
第一，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由于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两岸关系相对稳定，台湾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沉默议题。中美延续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共识，即不根本改变双方在过去三十多年逐步形成并不断调整的涉台政策，维持台湾问题的基本现状。关于涉台政策的内容有各自官方陈述和各自解读空间，两岸也保持基本的默契共识。
第二，这种状况在特朗普当选后逐渐出现改变。特朗普执政之后，中美关系在多个层面面临压力和挑战，在台湾问题上同样如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曾有基本共识，但这个基本共识在特朗普当选后面临新的挑战。
特朗普在2016年12月初与台湾当局蔡英文通电话曾引起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紧张，2017年2月上旬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后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的波动风险得以暂时化解。2017年6月底，美国批准了特朗普上任后首宗高达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中亲台力量增强。若干关键职位均有倾向于支持台湾、倾向于对大陆强硬的官员担任。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属于强硬派；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亲台；负责亚太事务的提名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同样不是温和人物。
第四，国会越来越成为台湾问题上的重要角色。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会更愿意在台湾问题上发声，并将其政策偏好转化为立法；另一方面，行政部门不再像以前对国会行动进行约束，行政部门和国会从不同方面增压台湾问题。
第五，未来台湾问题应该置于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的背景下进行考虑。中美关系的状态将从两个不同方面影响台湾问题：一是台湾当局可能利用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从中渔利，包括拓展国际空间，强化与美国的关系，推进美台人员交流等；二是美国将台湾问题作为筹码对中国施压。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时候，无论是台湾当局还是特朗普政府有关两岸问题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蓄意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第六，台湾问题容易引发双方较为强烈的国内反应，增加了事态升级的可能性和危机降级的难度；中美欠缺比较成熟的对话渠道，增加了处理台湾问题挑战的难度。
王键：结语
今天各位在会上的发言虽角度各异，但都很深刻、独到，特别精彩。谢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王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经济史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日本经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经济史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学术兼职有：浙江海洋大学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目前主要从事日本、台湾、东亚区域以及海洋国际关系研究。
王卫星：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陈士良：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张仕荣：中央党校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政治专业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台湾问题、能源安全。
谢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专业方向：台湾政党政治，两岸关系，大陆对台政策，台湾民情研究。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美国军备控制、裁军与防扩散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研究。
鞠海涛：国台办海研中心副主任、国际政治学博士。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65184.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