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两岸民意冲突话语特征及弥合机制
中评社香港7月16日电／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桂台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晋山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发表专文《新时代两岸民意冲突的话语特征及弥合机制探析》，作者认为：台海之间存在着一个充斥着各方意见、主张和看法的舆论场。这其中差异、分裂乃至对抗的话语关系所引发的两岸民意冲突割裂了两岸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分解着祖国统一的文化积淀，其存在已经成为两岸关系融合发展的绊脚石。基于话语理论在台海问题的运用，可以认为两岸民意冲突的话语肇因源于政治符号的分歧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双方民众的政治情感纠葛。而通过构建新的两岸观念体系，则具有化解两岸民意冲突的现实可能。文章内容如下：
近年来，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趋势升温，海峡双方的民间性交流互动较以往更为热络，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在大陆生活定居及工作，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双方观念的碰撞和情感上的磨合，进而外化为双方的民意冲突行为。本文聚焦于这一两岸现象，希望在汲取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台海情势，对两岸融合发展下的民意冲突予以学理上的审慎分析，进而为新时代的大陆对台话语体系的完善更新提出可行的建议。
一、两岸民意冲突的话语属性
1、两岸民意冲突的现象表征
2018年11月20日，台湾年轻导演傅榆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声称“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生为台湾人最大的愿望”。此发言随之遭到参会大陆演艺人士的呛声，以“两岸一家亲”、“中国电影”等言辞予以反击。上述言论冲突随即在两岸民间引发舆论热议，一时间双方网友民意汹汹，彼此指责谩骂。甚至有评论认为这一次“金马风波”会重蹈当年“周子瑜事件”覆辙，严重冲击该年度的岛内“九合一”选举结果。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发生在两岸融合发展背景下的民意冲突绝非个案。仅2019年初，就相继发生了欧阳娜娜“一中”表态、“面包大王”吴宝春上海开店争议等舆情事件。牵涉其中的岛内人士纷纷被要求就“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等话题予以表态，稍有不慎就会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①。
实际上，商界名流、综艺人物的遭遇只不过是近年来两岸民意冲突的冰山一角，只不过他们的明星效应和职业特征将这种冲突予以凸显放大而已。通观台海之间的舆论场域，发生在现实交往和虚拟空间上的民众谩骂争吵俯拾皆是。多种迹象表明，伴随着台海之间民众接触的频率和范围的正向提升，双方的部分民意却有渐行渐远之势。然而，一度被誉为“最美的风景是人”这一“台湾印象”怎么会在大陆舆论中迅速坍塌，受益于大陆惠台政策诸多利好的台湾民众其愤怒怨恨源自何处，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缝是否具有调适乃至弥合的可能？进一步值得追问的是，双方网民藉助网络“大鸣大放”、彼此脑力激荡，这对当前的两岸观念僵局乃至对话搁浅是有所助益还是产生负面效应？对上述问题的思量和作答，构成了两岸分歧在政权对立之外的“第二战场”——民意冲突的认知图景和思维进路。
2、两岸民意冲突的概念界定
“冲突”一词从文字本源上讲，系指“个人和团体之间，争取相同利益而发生重迭或接触，或思想意见不同而采取对抗手段”②。作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冲突主要反映在国家间及国内内部，“国家是行为体，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③它的构成要素则主要由冲突的参与各方、问题领域、话语态度及行动④。这其中，冲突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了行为主体和目标主体。问题领域通常指涉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主题。行动冲突就是行为国（地区）与目标国（地区）在不同问题领域的直接的付诸物理形式的冲突，比如战争、经济管控、外交政策的推行等。而话语冲突是指发生在文本内外及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中的争执与对抗⑤。
根据这种诠释，可以认为在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两岸冲突主要围绕着政权和民众两个层次展开，彼此之间互为行为主、客体。冲突问题囊括了台海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诸多领域，冲突形式既可以反映为军事斗争、经济争夺、外交围堵等实质行动，也可以通过批评、抗议乃至争吵等话语实践予以实现。两岸民意冲突是两岸冲突的子类别，它主要发生在台湾和大陆的民众之间，话题以两岸政治议题为主，它反映了双方在国家归属、政权认同乃至统一路径上的认知分歧和观念差异，在表达形式上主要体现为反驳、讥讽乃至争吵等言谈攻击行为，属于典型的话语冲突类型。
基于此，可以将“两岸民意冲突”理解为在台海交往互动过程中，两岸民众在现实空间的对话、访谈和虚拟空间的发帖、评论中所发生的冲突，它体现为动态的互动过程和静态的文本呈现，是一种具有负面性、对抗性乃至挑衅性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
3、两岸民意冲突的基本内涵
与一般性的群体间冲突有所不同的是，两岸民意冲突具有鲜明的话语属性，它的问题实质是未统一国家状态下多元性政治话语系统所造成的意义之争。结合近年来的台海舆情，可以发现当前的两岸民意冲突现象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是话语对抗，即两岸之间围绕着某一议题存在着不同的话语表达，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排他性关系。这主要突出反映在双方对国号、国旗等政权象征符号的争吵之中，长期的政治社会化使得民众对于各自的政治制度都有着坚定信心，并将对方的主张视为对自己政治认同的威胁。
第二是话语争夺，即双方会对某一个概念、术语乃至某一个议题试图进行垄断。如双方民众在如何理解“一个中国”上就存在着概念分歧，并都认为应该以己方的理解作为正确的衡量标准。
第三是话语分裂，即对于双方能够接受的某一个话语，双方尽管存在一致的部分，但在分歧的地方双方各执一词，不肯妥协。“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但它的基本内涵在两岸之间则大相径庭。岛内即使是泛蓝民众也认为这一术语应该囊括“一中各表”，而这在大陆方面看来则并不如此。
二、两岸民意冲突的内在机制
当前，两岸民众在台海问题上并没有就此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话语秩序。无论是在“一个中国”上的“各说各话”，还是在两岸政治定位上失声和嘈杂，以及在“统一”上的选择性规避，都只能说明：作为一个尚未统一的国家，两岸民众的认知现状距离理想状态还相去遥远。那么，究竟是什么给这一理想状态制造了话语藩篱，以及如何翻越这些藩篱去实现理想状态下的两岸共同话语呢？
单就最基本的形式外壳而言，流动在海峡两岸之间的就是一个个政治符号。决策者和两岸学界当然知晓这些符号之下暗流涌动着的政治信息乃至更大层面上的政治文化，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构成这些话语面面观的就是一幅幅具体而逼真的政治画面。这些图景有的来自历史传承的习得，也有来自于现实生活遭遇下的体会，但更多的是受官方有意识的雕琢熏陶而予以形成。“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名称的事务保持警觉”⑥。台海双方都在推销以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符号。在大陆，这是实现“寄希望于人民”的感情呼唤；在台湾，这变成了体现“台湾出头天”的政治神话。在不同的目的下，两岸民间话语下的那些承载想像力的符号发生了扭曲、异化，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总体来说，这种话语符号的错乱更多的发生在台湾。当然，大陆民间对于某些政治符号的情绪、感受也有脱离时代的商榷之处。具体说来，这种话语错乱体现在三个流程：“中国”的虚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大陆”的妖魔化；“中华民国”、“台湾”的图腾化。
1、“中国”的虚幻化
“中国”这一政治符号在两岸能够激发起的政治想像本该正道同源，即它意味着几千年承袭而来的中华正统、华夏抗衡蛮夷的二元思维，再就是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但就当前的两岸民意来看，大陆和台湾已经对这一符号产生了想像的歧路。“中国”在岛内已经被具体化为“长城”、“黄河”这样的地理地貌，唐诗宋词的人文情怀以及对所谓“专制”国家的政治猎奇。它早己不是台湾前辈魂牵梦绕的“父母之邦”，却成了隔海遥望的他国面向。对之的深刻追问是，在此般政治想像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情感在驱使民众？
依笔者看来，这隶属于政治情感中的一种负面情绪：嫉妒。它的负面性比通常的报复、仇恨等还要糟糕。报复是在实际上受到伤害之后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和仇恨心理，而嫉妒的潜意识来自于大陆夺走了本该属于台湾的“嫉妒物”。当国际上更多地认为“中国”就是大陆，当五星红旗、北京、天安门与这样的“中国”更多的划上等号的时候，台湾受制于两岸综合实力的失衡而又无法改变，这种强烈的剥夺感产生的嫉妒心驱使了“中国”的虚幻化，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实现群体心理的调和。对于这种局面，大陆在没有伤害对方而被对方疏远下的郁闷之情就可想而知，“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这样的“中国好声音”在岛内要引起共鸣，尚有待台湾对于“嫉妒”情绪的自我消解，从而将“中国”这一政治符号从“虚幻”走向具体。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共”的妖魔化
这些政治符号在两岸引发的错乱尤为荒唐。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府，“大陆”是地理名词，“中共”是政党，这三者是分得异常清楚的。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话语系统中，也从来没有“党国同构”的论述方式。而在台湾，出现的错乱在于：第一就是刻意将这三个不同的符号划上等号，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可以通用。第二是在这三个话语符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符号连结是前提条件，妖魔化才是根本目的。对于前者，尽管大陆研究人员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方面却有部分人故意将其歪曲引申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指政府，且不涵盖台湾），⑦甚至将中国等同于‘中共’，将国家与政府、政党混为一谈”，但仍然不能挡住岛内部分人对此三者的“同化”冲动。在这个基础上，抓住岛内民众对大陆社会制度的陌生和早期对“仇共”宣传的历史记忆，丑化“中共”的政党形象，进而再与前者连结，实现了整个的话语想像。但这一切能够发生，也是由于岛内有对应的政治“怨恨”情感为之垫底才能奏效。
对于怨恨的政治分析中，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有过这样的阐述：怨恨是对情绪的一次再体验；它所具有的敌意是隐忍未发，不受自我行为控制的愤懑。⑧这种“怨恨”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它所引发的是一种不会因为得到满足而消失的情感。长时间的隐忍和仇恨的深化已经让岛内的怨恨上升到敌意不可磨灭的尺度，最终的结局就会变成“不能原谅你的是因为你不是我”，这种指向他者“本质”的怨恨具有不可替换性。导致这种“怨恨”情绪在岛内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共内战中对丢失政权的不甘和中共所谓“叛乱团体”的愤怒，二是大陆对于“台独”的政治反对和军事震慑。而从前者那里，又演变为所谓的“匪情思考模式”，即如台湾学者杨开煌所归纳的“一切错误归于对方，上升为来自对方的一切都是错误”；而在后者那里，则被民进党等“台独”力量利用这种负面情绪，进行选举动员。
无论这两者的哪一种，都是在话语符号混乱下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绊脚石。前者阻碍了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政治妥协，后者会造成怨恨情绪的恶性循环。德国社会学家舍美尔的“玫瑰假设”早就予以论证，利用嫉妒和怨恨带来的政治动员，会使得怨恨像弗兰西斯推动的巨石一样永远不会消失。⑨对于大陆而言，除了在面对三个话语符号混乱情况下与对岸无法沟通之外，还会使得每一个大陆民众个体都在这种怨恨下无从避免，因为怨恨情绪还会将对仇恨的对象出现泛化的趋势。“怨恨者从他所感觉到的所反对的对象阶层里任意挑选牺牲品”，这就更使得两岸没有了任何话语和解和心灵沟通的可能。
3、“中华民国”、“台湾”的图腾化
在两岸之间对于“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着不同的符号想像，这是双方各自的政治社会化使然。在大陆，“中华民国”只是失败了的政权，对应的想像更多的是历史图景，而且这几年随着国共交流的进行，“中华民国”的历史评价也趋于客观。“台湾”在大陆也一直对应的是祖国宝岛、阿里山等美好景象。
但这两个话语符号在台湾，则完全成为不可亵渎的政治图腾。图腾崇拜本身就是一种原始宗教情感的遗留，就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言的“上帝迷信”所指出的：人通过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对上帝的崇拜，只有当人认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时，这种异化现象才能结束。由此可见，政治图腾本就不隶属于现代政治文明，况且“政治图腾”一般都通过具体的图像、建筑等可视材料予以体现，像台湾这样使用抽象文字来予以激发想像的政治图腾尤为罕见。“中华民国”的崇拜表现如果只是国民党老兵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予以的坚守，这还尚可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予政治操守的尊敬。但在台湾，它更多地指向“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崇拜是李登辉试图通过使用“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政治实体”、“分裂中国家”、“阶段性两个中国”取代“中华民国”未果之后，“他的幕僚又设计出这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认同虚像，他们希望这一‘兼顾’‘中华民国认同’与‘台湾认同’的新产品敷衍过关”⑩。“台湾”的政治图腾之路是从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之后开始，期间有过多样版本。在目标上有“台湾民主共和国”、“台湾共和国”；在主体上有“台湾民族”、“台湾命运共同体”；在手段上有“激进台独”、“渐进台独”。1996年之后，围绕着“台湾”的图腾建构开始基本稳定，“台湾”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由它所衍生的诸多话语尽管模糊不清，岛内的政客和部分民众仍然把它们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都被寄托在这区区几个词语上。处在这个地位下的“台湾”及其伴生物，“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的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鲜明的形象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⑪。
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作为政治图腾，其实质都是一种“国家虚像”崇拜。究其政治心理，都反映出这是一种打着分离思潮招牌的“体制性虚荣”，即使“台独”后期，也还是走上了“反共台独”的道路。所谓“体制性虚荣”，是一种群体性政治心理，表达为对自己政治体制的无条件的赞美，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和指责。这种政治虚荣心在对外这个维度，就体现为苛刻的政治不“宽容”，即由于自身的优越感使然，不能包容异端，对其它体制排斥，歧视和充满偏见；在对内这个维度就需要将这种虚荣感寄托在某种“政治神话”之上才能维持下去。就这一层面来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通过“末世神话”来维持的政治虚荣，而“台湾共和国”就是典型的“创世神话”维持的政治虚荣。无论怎样花样翻新，都是需要把这两个政治符号衍生出真实可信的故事，用以正压邪的主题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已。这种政治情感下对于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自然是消极、负面的，其左右的话语符号自然会产生混乱。
台湾学者当年提及“台湾民族论”就曾经忧心忡忡地说：“‘台湾民族论’暗藏着把省籍矛盾、地方性（地方主义）层次的摩擦无限上纲为民族、种族矛盾，搞出一种假象，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视野蒙住，甚至于有意蒙住老百姓的眼睛，我忧虑这一种论调的持续将给台湾带来不测的灾祸。”如果说这种灾祸放在过往，还只是造成岛内的族群割裂、动摇政治秩序的话，放在今天的两岸，随着双方接触的频繁，本应该共享的政治符号被置之不理，大陆珍视的政治符号被抹黑，而岛内自己的政治符号则神圣化、无限拔高，这肯定不能带来两岸的大和解、大融合，所谓“三通”之外的“第四通”即心灵相通也就无从谈起。话语符号，这一两岸政治情感的“镜子”，成为了阻碍两岸政治话语通往理想模式的关卡。
三、两岸民意冲突的解决路径
既然两岸民意冲突主要反映为话语符号的差异并折射出双方政治情感的迥异，那么对它的化解办法就和一般性的群体冲突有所区隔，而是需要突出它的话语特征并将之纳入两岸关系的融合发展进程中去。话语理论的核心要义是揭示出话语现象背后的权力争夺和意识形态规训特质。因此，话语冲突的化解也就离不开话语权力的合理配置和意识形态的再次建构。就目前两岸民意冲突的“鸡同鸭讲”话语格局而言，一方面要重视两岸话语民主与话语权力的关系，认识到只有通过话语民主，才能凝聚起相应共识，也才能够使得多方对于两岸话语求得相应一致的表达；另一方面要及早建立一种新的两岸意识形态，进而以此为意义核心来催生出两岸民众间的新话语体系。
1、促成关心台海事务的公共群体茁壮成长。从上世纪80年代两岸恢复人员往来为发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台海之间形成了一个瞭解台湾、熟悉大陆也关心两岸关系的公众群体。就大陆而言，在2008年开放对台个人游之后，去过台湾的大陆游客对于台湾的认知和感受从过往的教科书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而他们在返回大陆之后的述说和记录又通过新兴媒体获得广泛传播，进而产生扩散效应。“公众是民主的关键”，没有一个关注台海局势，并深刻体会到当前两岸政治话语滞后性、消极性并对其僵化教条表示高度不满的公民群体⑫，那么，两岸民间话语的公共领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现在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公众群体开始越来越多。而且就这部分群体的人员构成而言，大多属于中产阶层，“公民独立财富意识的建立和自由政治意识的建立，前者为社会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奠定了个体性经济基础，后者为国家给予社会生活更大的生存空间提供了个体性政治动力”。从这些看出，在两岸推动产生充当两岸政治话语再讨论的公民群体就显得尤为必要。他们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内心反省对当前的话语桎梏提出了质疑，将来在这些群体上产生的话语产品可能会成为两岸政治话语的新产品。
2、提升两岸交往中的民间对话平台的功能作用。“两会”、“国共论坛”、“海峡论坛”都可以视为在不同层面上的两岸话语机制，也承担着相应的话语功能。“两会”更多的是作为官方话语的“组织和控制机构”，“国共论坛”成为两岸政党话语的“生产机构”，而“海峡论坛”则是包含了两岸社会各界畅所欲言的话语平台。然而，无论是从规模、时间和层次上，两岸民间平台对于两岸话语格局上都尚且处于弱势地位，并不能真正扮演台海事务中话语输入者的角色。因此，两岸目前还需要积极探索有助于两岸民间政治话语的良性发展对话平台。正如2013年的第11届两岸关系研讨会上，时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提出的：“当前，由两岸民间开始对话，是一条可行途径。”⑬
3、两岸关系的网络舆论健康良性发展。两岸关系的网络舆论就是一个对于两岸政治事务进行评鉴和批判作用的“虚拟公共领域”。两岸民间话语得以传播扩散的公共舆论，从早期的报刊杂志的纸质媒体向电视广播的电子媒体、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移动通讯网络媒体，在这一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一步步突破了官方对于两岸话语的信息控制和支配，无论是发言者和受众群体都相比以前有了从量到质的转变。可以说，由这样的公共舆论释放出的两岸政治话语已经在台海之间形成了另外一条“生产、组织和控制”的生产线。大陆的线民可以在台湾的PTT论坛展开辩论，而岛内的政治人物也相继出现在大陆的社交网站上对两岸关系发声，体现了诸如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在两岸政治互动中的新趋势和新走向。以上都能说明两岸政治话语已经不再局限于学者专家间的一较短长，民众正在这些新兴媒体上讨论着“‘两制’台湾方案”、“两岸一家亲”、“和平统一”，并在这一过程中对自己重新予以政治社会化。
4、重构爱国主义的两岸意识形态
建立两岸之间的新话语，首先就是要确立一种新的两岸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目前的意识形态要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上讲，对两岸之间的现状它要能够提出批评，具有改变当前台海未统一的诉求；在两岸的未来前景上它要能够勾描出两岸中国人在统一之后的美好蓝图，在实现这一前景的具体战略上它还应该能保证运用一种阵痛最小的方式。根据这一要求，可以将爱国主义作为两岸之间的新意识形态。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正向的民族主义，具有凝聚民族意识、动员国家资源的作用。在两岸之间，提倡用爱国主义来化解两岸冲突，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这是因为从爱国主义出发，必然会对当前的两岸现状提出改变的强烈愿望，而统一之后的国家强盛、民众安乐也契合两岸中国人的生活需求，同时，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也可以激发两岸之间放弃固有偏见，正是出于以上考虑，爱国主义才能担负起重新建构两岸新话语的意义核心。
要使用爱国主义来化解两岸冲突话语，并不是简单地将过往的民族主义动员话语作为两岸词汇，而是需要将爱国主义自身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话语调整。首先，是爱国主义的自身话语需要知识更新。在构成爱国主义的词汇、主题乃至于叙事结构上都要做出相应调整，对“中国”、“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统一”等词汇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在主题上，以往的爱国主义主要是激发悲情意识，刻画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强调外国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的主要因素；但这和平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和大陆的历史记忆不一样的台湾，这样的爱国主义主题并不能取得很大功效，它需要调整为两岸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的爱国主题。再次，在叙事结构上，可以更多地去淡化悲情意识，减弱仇恨情结，更多地通过阐述中国传统文明的灿烂和未来世界的竞争格局来增强两岸中国人反独促统的向心力。最后，在话语符号上，两岸中国人都应该保持宽容，对体现对方的政治符号做相应的灵活处理，树立起最能包容两岸中国人政治情绪的象征符号。
四、结语
当前两岸民意冲突所折射出话语张力并不是语言意义的误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涉及到两岸关系的核心即台海事务的诠释权和界定权以何为准、以谁为尊的根本问题。话语对于现实的建构性特征决定了要实现两岸民间交流互动的深入发展，就必须要建立起有益于两岸关系融合发展的新话语。未来的两岸民间话语既不可能成为少数人密谈的旁听者，因为那只会在话语霸权的彼此指责中陷入以前的泥淖；也不会发生在多数人的争吵中，那又只能在滔滔民意纷争中失去了达成任何共识的可能；只有那些真正投身于两岸事务，并且能够产生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两岸话语，从而影响台海政策的参与者，才能成为这个剧场的演员。
注释：
①台湾演员宋芸桦在采访中自称台湾为“最喜爱的‘国家’”，在遭到大陆民间的强烈抨击之后该演员予以道歉，称“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但这又在岛内遭到民意揶揄，称其“触怒中国网友，玻璃心碎群抵制”，她的道歉“为了钱不认自己故乡”。
②林嘉诚，朱浤源：《政治学辞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第60页
③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④郝思锑：《国际政治分析架构》，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第591页。
⑤刘小燕，张萌《国际规则构建中的政府话语冲突：内涵、机制与效果》，《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154页。
⑥［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⑦王鹤亭：《两岸政治定位的分歧处理及建议》，《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⑧《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8页。
⑨关于“玫瑰假设”具体参见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7页。
⑩刘国深：《试论百年来“台湾认同”的异化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3／4期。
⑪［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⑫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⑬新闻报道：《张志军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提出三点看法》，新华网：2013年3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22／c＿115120340.htm？prolongation＝1。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70048.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