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文明冲突具时代性地缘性不必夸大

　　中评社香港10月19日电／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虞卫东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文明冲突的真与伪》，作者认为：围绕中美贸易之争，最近有人又提起了文明冲突论。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直饱受争议。即使是几大文明体之间的冲突，是不是文明冲突还有待商榷。更何况文明冲突主要受制于宗教、民族和族裔等因素。中美贸易之争就是纯粹的利益之争。夸大成文明之争是十分幼稚可笑的。文明冲突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缘性。文章内容如下：

　　一、文化与文明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地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

　　“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技术水平、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①；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调。“文明”体现了某些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于这些民族来说，几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界线和民族特性已无可置疑，因为这些东西早就通过他们的扩张和殖民完全确立了。人们才把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类行为和成就都称作“文明”，那么首先可以找到这样一种简洁的表达：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
　　“文明”一词的含义在西方国家各民族中各不相同。首先，这个词在英、法两国和在德国的用法区别极大。在英、法两国这一概念集中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在德国，“文明”则是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次一等的价值，　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在德语中，人们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表现自我，来表现那种对自身特点及成就所感到的骄傲②。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　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　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　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③。西方尤其英美法拥有明显的优越感，把自己的文化特点放大成文明。

　　暂且按照西方的文明概念，文明与文化混为同一概念。文明的原生态是一方水土繁衍一族人，只要各自在自己的地缘里生活，从静态上讲，文明是不会冲突的。但一旦某一文明开始向外扩张，谋求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之时，文明之间的碰撞必然引起文明冲突。这就好比地壳的板块运动，一旦一股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厚积薄发，互相挤压后就会有隆起陷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应该指的是文明碰撞（clash）后的冲突，并不是原生态拼图式文明，而是挤压式文明的结果。这就自然引出了，哪种文明好强好胜，发展到一定力量必然会谋求扩张和挤压周边的文明体。文明冲突源于利益之争，但利益之争未必是文明冲突。

　　亨廷顿是从西方的角度提醒西方社会要注意西方的衰落、伊斯兰人口的膨胀和中国的崛起。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他认为伊斯兰和中国是西方的必然挑战者。伊斯兰和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不是文明冲突，文明冲突不仅是因为双方存在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更何况全球化以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同质化。文明之所以冲突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扩张，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地缘上的。类似西方当初的扩张产生的文明冲突当今没有出现。亨氏文明冲突论只适用于西方立场，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于维护其优势的考量。他过分强调文明冲突，是为西方对外战略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不过，亨廷顿的理论只是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派别。过度解读同样会走火入魔，以为文明必然会冲突，往往会把一些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中的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就像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的认知。不应学术式地人云亦云。

　　在400多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　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西方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寻求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财富。虽然，雅典人强调的是，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世界上的各伟大宗教。但严格的来说，并不是因为看不惯而去征服别人，不是文明冲突，是侵略和掠夺。貌似文明冲突的实质上大多是利益之争。
　　二、巴以冲突是文明冲突吗？

　　奎格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

　　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产生互相看不习惯，但双方各自居住各自的空间，虽然有交往，但短暂的接触，不习惯是可以容忍的。关键是时间一长，空间小距离近的话，互相的容忍度就变弱了。

　　巴以冲突是文明冲突吗？不是，是一种政治需要。如果不是以色列的建国，巴勒斯坦人是不会反以色列人的，更不会对犹太人有意见。纵观历史和现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乃至穆斯林有过多少冲突呢？在穆斯林世界，你只要改信伊斯兰教，就不用交税，可以得到庇护。因此，即便是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生活在伊朗。历史上，尤其是波斯大流士大帝时期，对于犹太人制定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犹太人甚至可以自治，因此相处融洽。此后犹太人在此生根发芽，从事商业贸易，是伊朗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此的伊朗犹太人最多时达几十万。从霍梅尼对以色列复国的反对，开始仇视犹太人，在这一时期，伊朗和以色列关系进入对抗期，为此对于犹太人采取了很多的限制措施，打压犹太人。为此，大量的伊朗犹太人在这一时期仓皇逃出伊朗，离开波斯家园，回到以色列或者欧洲地区，使得伊朗犹太人下滑很严重，只剩下不到5万人。而且还大多都是中下层的犹太人，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因此没有离开。主要聚集在伊朗的大城市，而且基本都是在富人区。而在后来，霍梅尼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政策，开始以安抚为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犹太人在伊朗享受宗教活动的自由，可以举行宗教集会等等活动。同时在伊朗的议会，还给了这不到5万人的犹太人群体一个永久性的固定议员席位，可以说还是非常照顾犹太人的。而且犹太人的女性也不用像伊朗人那样带头巾上街，从霍梅尼开始，到现在哈梅内伊，都一再强调，伊朗反对的是以色列建国，并不反对本国内的犹太人。因此，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跟以色列的对抗和战争而伤害犹太人，现在在伊朗国内的7万犹太人日子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因为宗教的影响，他们永远也进入不了伊朗的社会高层。整体上，犹太人虽然政治地位有限，但是经济地位绝对很高。虽然在伊朗的7万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在伊朗生活了几千年，虽然保持了自己的宗教和习惯。但是跟阿塞拜疆人一样，其实在波斯人长期包容的民族政策下，早已被同化了，也就是说这7万犹太人其实已经是波斯化的犹太人了④。

　　犹太人1376年从匈牙利、1394从法国和1492年从西班牙等地开始迁徙，1492年的迁徙最大的原因是西班牙国王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让他们皈依天主教。在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以前对政治事务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更喜欢从事经济和商业活动。在这方面，犹太人定居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塞萨洛尼基等港口城市，以及巴格达和阿勒颇等重要省份，并在奥斯曼帝国进出口贸易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

　　从文明冲突角度看，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冲突可以化解。最重要的一点，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不提倡竞争、不鼓励解放，因此，犹太人也没有机会去出人头地，这样也避免了类似欧洲反犹的嫉妒和排斥。反观欧洲，在19世纪后半期，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可以融入当地社会，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活动，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才能，而且，在许多领域，尤其是金融、文化艺术和思想领域，不仅涌现了不少人才，还占据了这些领域的话语权。天长日久，嫉妒仇视日积月累，很容易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由于欧洲文明崇尚自由平等，没有强迫改宗，又有解放运动，似乎让犹太人看到了希望。但骨子里的看不惯反倒没有得到释放，容易出现大规模的反犹运动。
　　三、改宗是一种融合

　　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各伟大宗教。如果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会不会一定冲突呢？改宗在文明交往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代之前，大规模社会改宗的原因很多。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下，改宗异域信仰、价值观念或文化标准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方式。改宗经常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发生，改宗新文化或宗教传统的人不只在精神或文化上受益。自愿改宗、被迫改宗和同化改宗，跨文化的解决办法。近代之前经常出现的大规模社会改宗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即自愿改宗、迫于政治、社会或经济压力而发生的改宗和通过同化而发生的改宗⑤。

　　自愿改宗有助于推动与组织有序的外邦人建立政治、经济或商业联盟。近代之前，自愿改宗的主要发起者是经营长途贸易的商人，他们在贸易地区建立聚集区，沿袭固有的文化传统。久而久之，牧师、僧侣和卡迪（伊斯兰教的判官）等文化人士也来到这里。这些聚集区经常成为传播宗教或文化的据点。那么，本地人为什么自愿接触异域商人的文化传统呢？异域商人经常在不同的文化区域经营贸易，而且当地统治者及其他人都意识到与其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接受异域习俗，让所有人都遵循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自然促进了跨文化贸易的顺利进行。当统治者改宗异域文化传统，并获得极大利益之后，他们自然会设法与异域势力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此外，异域知识和其他民族的认可通常颇具威信，从而让统治者在当地获得新的合法性和异域的政治支持。

　　但征服者经常会运用各种方法加速整个社会改宗，包括征收不同的税收，加大新文化机构建设的资金投入，在招募军事和政府官员时优先考虑信仰新文化传统的人，打压旧的宗教活动或典礼，关闭或破坏寺庙、教堂和圣坛等。他们给那些保护和传播社会文化的组织施加巨大压力，比直接进行人身威胁更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改宗。但总的来看，有时长达四到五个世纪的持续高压能够导致一个社会的宗教或文化体系彻底转变。有时，当国家选择支持一种文化或宗教而打压另外一种之时，人们就会迫于政治、社会和经济压力而改宗，例如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改宗之后更加锺情于基督教，严格限制异教信仰，基督教徒的数量不断增多，异教徒越来越少。然而，历史上迫于压力的改宗通常是因为大规模的移民或征服运动，例如伊斯兰教传播到中东、波斯和北非时，就从生机勃勃、幅员辽阔的伊斯兰帝国获得了大量资助。众所周知，穆斯林最能容忍其他宗教信徒，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同时也对非穆斯林征收特别税，施加歧视性的限制，要求他们穿特定的服装或居住在指定区域，在重要职位上优先考虑穆斯林应征者，主要资助伊斯兰教组织的建立。穆斯林统治者综合使用各种政策，逐渐使大多数非阿拉伯人改宗伊斯兰教。
　　社会改宗的第三种类型，即通过同化的改宗也很重要。它是指少数族群适应多数族群的文化标准，最终接受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少数族群有时积极改宗异域文化，以获得政治、社会或经济上的好处。当西哥特人和其他日尔曼人进入罗马帝国时，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还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人，但却在罗马帝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同化的改宗也呈现出不同状态。如果一个人正处于被同化的过程中，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摇摆不定和疏离，而不是彻底改宗。由于人们摈弃或失去了与本土文化传统的联系，但又未深入接触新的文化传统，所以生活在既没有遵循本土传统又没有完全接受新传统的状态之中。即使人们有时候设法寻求被同化，他们原有的文化取向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保留下来。

　　必须考虑文化融合的现象。尽管与改宗不同，近代之前在促进社会大规模改宗另一种文化时，文化融合经常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融合将不同的文化传统要素凝聚在一起，让异域文化传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也易被理解、接受甚至充满吸引力。最终，甚至会潜移默化地导致新文化结构的产生。因为，对异域观念进行解释时，经常与那些被人们熟知的思想进行比较甚至借鉴，所以跨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交流很容易引起大量文化融合。因此，当佛教进入中国时，大量借用了中国本土道教的语言和观念；当摩尼教教徒和聂斯托里派教基督教徒吸引中国人改宗时，也采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术语。

　　四、欧洲的移民难民问题

　　欧洲面临移民难民问题，主要是穆斯林移民和难民问题。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相互看不惯的情况。当地欧洲人看不惯穆斯林的服饰（长袍和头巾等）⑥；穆斯林看不惯欧洲女性穿着暴露、当地人饮酒和同性恋等。一旦穆斯林移民的数量上升后，这种看不惯会变得十分突出。外来移民难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问题变得十分棘手。不要说水和油的关系，相互之间能否做到井水不犯河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各自以自己的生活区域为主。但是，随着一方数量上升，看到的频率越多，歧视就会增加。热歧视就是在就业和主流社会中直接排斥外来者；冷歧视就是在看到外来者听到穆斯林的名字都表现出警觉和紧张。后者是受到影像的影响。欧洲人提倡社会融合和多元化，推出许多融合课程。穆斯林移民作为后来者，在民主平等面前，同样有表达自己价值观的权利。实际上，那些融合课程是表面现象，带有主观的俯视倾向。看不惯是绕不开的问题。控制客观的移民数量是关键。文明冲突实际上是数量上升到一定程度，超出了容忍范围，挤压了他者的空间。文明融合是数量在一定范围即可容忍的范围，双方相安无事。人口数量是关键变数。严格地讲，融合就是容忍。
　　注释：

　　①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大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②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大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③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④“伊朗有7万犹太人，他们为何不愿意回以色列？真实原因有三点”，2018－9－27，http：／／www.sohu.com／a／256578302＿821498。

　　⑤杰里·H.　本特利：《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2015年版，第9页。

　　⑥虞卫东：“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国家的融合模式探究”：《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3页。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74116.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