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凯谈国际体系：单一国家不应谋求主导

崔天凯接受布雷默的“零国集团世界”节目专访 图取自节目网站

崔天凯与布雷默对话 图取自中国驻美使馆网站

　　中评社华盛顿4月11日电（记者 余东晖）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新冠大流行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一次“叫早警钟”，促使人们警醒，探讨“零国集团”（G0）概念，思考如何建立开放、包容、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主导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

　　4月3日，崔天凯在华盛顿接受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Ian Bremmer）主持的“零国集团世界”（GZERO WORLD）节目连线采访，就新冠疫情、媒体关系、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此次专访已于11日起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各平台播出。

　　“零国集团”（G0）概念最早是由政治学家布雷默和戈登(David Gordon)创造的，也是布雷默2012年的《每个国家都为自己:G-Zero世界的赢家和输家》一书的主题。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现在世界上已有的“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以及某些战略家提出的“两国集团”（G2）而言的，意指西方影响力下降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国内事务，出现国际政治权力真空。在这种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能力、有意愿在经济和政治上推动一个真正的全球议程。

　　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大流行对全球化提出了“终结式”的拷问，也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提出了严重挑战。

　　崔天凯在接受G0概念首创者布雷默专访时，主动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回应。他说：“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真正谈谈G0机制，谈谈有利于各方的‘某种机制’。”布雷默追问：“某种机制”指什么？崔回答：“我们确应看看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这种全球治理应该建立在承认多样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更加开放、包容，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谋求主导······不是某种集团的机制，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以下是两人对话的相关问题中文翻译，他们还涉及中美在此次疫情中的一些争执性议题：

　　布雷默：美中两国现在需要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难度可能超出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美中关系现在的性质如何？您认为双方还是保持着适度开放吗？这种开放程度是否适宜？开放得够不够？两国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吗？您怎么描述当前的关系？

　　崔天凯：我想可能没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且涉及方方面面。幸运的是，在领导人层面，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沟通。就在上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长时间、建设性的通话，他们一致认为两国应合作抗疫，现在是需要团结合作的时刻。

　　我们使馆现在主要有以下三项工作，可能还不止三项。第一，我们要推进两国抗疫合作，共同挽救生命。不管是关于医疗物资的还是关于两国疾控中心、研究机构技术合作的，使馆都竭力推动双方沟通协调。上周日（3月29日），两国疾控中心又召开了技术性视频会议。第二，正如两国元首之间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达成的共识，我们要共同努力，稳市场，促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对于我和使馆来说还有一项工作也同样重要，坦率讲，就是确保一个有利于两国合作的舆论民意氛围，这和前两项工作一样很艰难，但很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要照顾这里的华侨、留学生，我的职责还包括照顾好使馆同事和他们的家人。

　　布雷默：您感到忧虑吗？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拥有即时化且有效的供应链，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中国也会受影响。所以现在又有人在推进本地化，在消费者所在地生产更多产品，这就能较大幅度地减少美中经济相互依赖。您怎样回应对即时化供应链的担忧？公司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受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的影响？

　　崔天凯：我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当前病毒传播速度远超供应链变化速度。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受经济效率和技术驱动的，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不是什么人能够人为设计出来的，我们无法真正阻止这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当然，我能理解人们希望供应链更加多样化，这样面对危机时他们仍能保证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但也许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因为显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国界之内。

　　疫情再次证明，这是一场全球性挑战。病毒不分国界，不分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样方式攻击所有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应该使其更加开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顾好弱势群体，照顾好孱弱、穷困的人群。这是我们修正全球化缺点和不足时必须要做的事。同时，疫情再次证明全球各地是紧密相联的，当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时，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紧密团结呢？

　　布雷默：您已多次提到，我知道您已清晰表明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我们需要开展全球合作来应对，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国集团已召开数次会议，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二十国集团也已召开会议宣布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货币领域还是卫生领域，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协调，看到的是各国各自应对。您认为中国具体能做些什么来推动国际协同应对？

　　崔天凯：你说得对。当然，以视频形式举行的G20特别峰会很成功，做出了一些明智决策，当前任务是落实这些决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不足能促使人们对你提出的G零观点进行更多认真思考。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公共卫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没实现良好运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建设怎样的全球治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历经数个危机。从911恐怖袭击，到金融危机，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历了安全挑战、金融动荡以及现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尽管我认为我们早就该觉醒了，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觉醒、还能称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么现在是时候我们来付出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面向21世纪乃至未来的国际治理体系了。

　　同时，这也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各国相互尊重，充分认同文化、文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布雷默：我要问的是，展望未来三五年时间，正如您所说，一些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已不足以应对当前任务，这个论断很直接，那您认为这些机构经过改革之后会具备足够能力吗？还是我们需要新的架构，来自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您认为我们将沿着这二者中的哪一个方向走下去？

　　崔天凯：坦率地说，如果现有国际机构能够对其成员国的需求和愿望进行及时有效回应，我指的不仅是其中几个而是所有成员国，那么它们就可以通过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职责，否则，成员国就会被迫考虑建立新架构的可能性。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可以对现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好。

　　布雷默：我们来说说美国和中国，显然这两个大国有能力实施刺激性措施，确保我们度过这场经济危机。您和我都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准备筹集大量资金，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避免其走向崩溃。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最糟糕的经济状况时，是否应该期待中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角色，并提供更多资金，为缓解危机做出贡献？

　　崔天凯：事实上，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特别是过去十年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我们增加了对这些机构的出资，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和第二大维和经费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贡献在增加，正竭力为国际社会做更多事，因为我们坚信各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紧密相联，休戚与共。当然，也希望美国能继续做更多的事情。

　　布雷默：这些机构设立的时候是西方机构，如果现在中国人在出资和贡献方面占据最大份额了，可能会要求附带什么样的条件呢？例如，在这些组织负责人的任命上拥有更大发言权，或者改变投票权和份额，或者是还贷方式和附加条件？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崔天凯：不同组织拥有不同架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是基于成员国的认缴份额，因此如果我们贡献更多，投票权自然更大。对于联合国而言，所有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因此在联合国大会，中美两国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只有一票。当然安理会不是如此，我们是常任理事国，有更大责任也确实需要贡献更多。但中国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得到广泛遵守。如果这些原则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落实和尊重，仅就自身而言，我们并没有更多别的“追求”。

　　布雷默：显然，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恢复最快。中国对于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分配也至关重要。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与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认为中国借此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如果是这样，这是精心部署的战略吗，还是只是被动反应？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称：这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

　　崔天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因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危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帮助别人。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中国就无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们在帮助他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当然，有些国家更强大，能力更强，应该做出更大贡献。我们愿意做出贡献，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真正的尊重，同时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将这些差异视为多样性、互补性，而不是对抗或冲突的来源。

　　布雷默：让我来问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也许从中国内部事务开始。显然有很多批评认为中国政府最初对于疫情的爆发式增长有所隐瞒，尤其是对“吹哨人”李文亮的做法。他虽然后来被当地政府“平反”，但一开始是被噤声的。中国政府从疫情应对的早期失误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崔天凯：我想说的是，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或者美国政客们声称的一些事情并不符合事实。我来和你谈谈事实。你提到李文亮医生，他是个好医生，是个好人，很不幸他去世了。李医生是一名眼科医生，并不是病毒方面的专家。他的确向同事发出了警告，但事实上他并不想将自己的警告公之于众，不知何故这条信息传了出去。

　　其实在他之前，武汉就有一位女医生收治了三个不明原因发热的可疑病例，她马上上报，一两天之内当地疾控中心就派专家到医院调查。第二天，也就是这位女医生上报三天后，当地疾控中心向当地所有医院发出提醒，提示发现不明原因发热的可疑病例。当时是12月底，首次上报是在2019年12月27日。之后的2020年1月3日，中方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这一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几天内我们就向所有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报了信息。第二天，中美两国疾控中心专家进行了首次沟通。我不是医学专业人士，无法告诉你这样的通报应对是否足够清晰、足够好，但我认为，就时间而言，这些事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

　　然后，在人们意识到这种病毒可能人传人之前，中央政府派出了专家组到武汉调查这些可疑病例。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病毒的确可以人传人后，我们对拥有1千万人口的武汉实施了封城，实际上，拥有6千万人口的整个湖北省也基本处于封省状态。武汉封城两天后，美国宣布撤离在武汉的总领馆人员和美国公民。2月初，美国宣布禁止所有（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旅行者入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总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布雷默：有些道理。特朗普总统在最近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受到疫情爆发的影响十分严重，所以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故意这么做，不认为中国事先知道会发生疫情。但特朗普总统也说，中国的病例数有些偏低。就在最近，媒体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实际上中国政府隐瞒了疫情的严重程度。您每天处理这些问题，肯定已经看到这些报道了，您对美国政府这些直接指控有何回应？

　　崔天凯：事实是我们从疫情最初就开始每天向媒体通报情况，现在仍在这样做，每天发布最新情况，包括诊治病例数、确诊病例数等等。早在1月早些时候，中方就向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分享自身抗疫经验。我们甚至公布并不断更新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包括如何使用中药治疗病人。所有这些信息和经验一律公之于众。对于那些所谓中国隐瞒病例数字的指控，大家想想看，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法隐瞒恶性病毒病例的，因为有病人就是有病人，有人感染就是有人感染，怎么可能把他们藏起来呢？

　　布雷默：可以把他们统计到别的数字里啊。最近俄罗斯一直在少报病例数字。伊朗更是严重少报瞒报，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挖掘了大型墓坑，但伊朗政府并没有告诉伊朗人民和其他国家当地疫情多么严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人没有得到检测。通过很多方式都能使公布的病例数字不一定反映真实数字。我只是说，如果美国情报机构和特朗普总统都对中国提出直接指控，对我来说，能给中国驻美大使一个直接回应这些指控的机会很重要。

　　崔天凯：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去中国，想不想去中国，但看到媒体的报道...

　　布雷默：我不知道现在允不允许我去。最近实施了签证限制，我想我不会被认为是必要人员。

　　崔天凯：大家真的很担心病毒会从境外输入到中国。这些都是人们采取的合理预防措施。但不管怎样，如果你看媒体的报道，中国人民正努力重启经济，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许多公司重新开业，商店重新开张，一些省份的学校也重新开学了。如果对控制病毒没有信心，就不会采取这些行动。中国的感染人数正在下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布雷默：我知道中方一直担心疫情再次爆发，大家都想努力避免。中国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开放部分景点、开放电影院等，然后又迅速叫停，这是因为中国出现新的病例了吗？

　　崔天凯：不是，我们只想确保不会出现所谓第二波疫情。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可能性。你看，有的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如果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然后再传染给更多的人，我们对此要非常小心。但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基于科学知识和医疗需求而采取的。对于那些指责中国隐瞒事实的人和机构，你看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吧，通常他们自己才是惯于对公众隐瞒的。我不知道在他们肮脏的地毯下藏着什么，也许你可以去看看。

　　布雷默：我再快速问一下，武汉封城以后，武汉市市长提及在该市封城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而我们知道当时疫情已经开始爆发。我们能知道这些人去了哪里吗？其中有多少人已返回？

　　崔天凯：首先，我不在当地，不掌握具体数字。其次，即使在武汉封城前有很多人离开，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签证的，无法去其他国家。因为如果是匆忙离开，他们肯定没有时间申请签证。所以如果他们离开武汉，绝大多数人肯定仍然留在中国。如果你留意相关数据，包括中国其他省份甚至是武汉相邻省份的确诊病例数据，会发现它们的确诊病例数并不是很高。那意味着我们已有效遏制了病毒在全中国范围内的传播。因此，不应将在那些远离中国的国家中病例数的增加归咎于中国，也许这是源自其他地方。

　　布雷默：我还想就两国之间的信任问最后几个问题。我们知道两国一些政界人士进行了相互指责。中方最近收回了所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驻中国大陆、香港、澳门记者的签证。您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吗？这一决定还能被撤回吗？

　　崔天凯：坦白说，我并不惊讶。事实是，并非所有人的签证都被终止。相关媒体仍有一些人在中国工作，不是所有人的签证被终止。但这一决定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因为这是美国挑起的。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我们在美国的记者的。他们驱逐了约60名中国记者，借口是记者们代表着或信仰了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但我知道的是，不能基于政治信仰区别对待记者。他们可以有任何政治信仰，但他们的职业仍然是记者。看看我们的记者在这里的遭遇，就知道我们所做的只是进行了回应。

　　布雷默：您认为美中之间是否还有任何转圜余地？我认为现在是我们经历的最大危机时刻。两个国家采取的具体举措并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对抗。围绕媒体的决策只是其中之一。您有没有看到两国有任何显示出相向而行的具体行动，也许是我不知道的？

　　崔天凯：任何时候，我都不希望两国出现任何关系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此关键时刻。我当然不想看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也在竭尽全力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但令我震惊的是，有时一些人、一些政客可以如此卑劣，令人着实震惊。

　　布雷默：您是说那个认为病毒产自武汉生物实验室的参议员吗？

　　崔天凯：我不想指名道姓。

　　布雷默：我提到这个，是因为中国政府也曾进行过类似指责，而且是正式的。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说这种行为出自美国单方面，其实双方都是如此。

　　崔天凯：事实是，这些不断升级的指责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没有挑衅。但如果别人选择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回应。

　　布雷默：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崔天凯：让我们聚焦积极的事务，关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携手努力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经济的未来，拯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布雷默：两国元首通话前，特朗普总统曾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通话后他不再这样做了。此次通话中有什么让您有理由相信两国将再次走近？

　　崔天凯：从我本人经验看，两国元首保持着良好、有效的工作关系，每次会晤和通话都富有建设性，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切实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必需要做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上来。

　　布雷默：很高兴看到你，我的朋友。十分感谢您！您还有其他要强调的内容吗？

　　崔天凯：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真正谈谈G0机制，谈谈有利于各方的“某种机制”。

　　布雷默：您认为“某种机制”是什么？如果必须要选择，它是什么？

　　崔天凯：正如我前面说到，我们确应看看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这种全球治理应该建立在承认多样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更加开放、包容，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谋求主导。

　　布雷默：那它是否是我们要求的新的大国集团机制？

　　崔天凯：这不是某种集团机制，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布雷默：但您也认为现在世界上有的领导人思维方式并不到位。

　　崔天凯：我认为实际上很多条件已经存在，现在需要的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景，这取决于我们能多快、多好地做出反应。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愿景。或许有些人已经有了这种愿景，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我认为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有这种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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